《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核心是《紅樓夢》研究的典範問題。余英時先生開宗明義指出了紅學在當時（1970 年代）面臨的典範危機，並且，雖然他在「自序」中表明並非要做「紅學家」，更強調本書是他個人紅學生涯的終點，但是全書從理論性辨析到對小說作者與其思想的考察，確實是一個為紅學建立新典範的嘗試。四十餘年後，紅學新說仍然此起彼落，我們未必能說這些新的詮釋都繼承（反對亦可能是一種繼承）了本書提出的方法與說法，但其間的呼應還是顯而易見的。
本書第一篇文章的標題是〈近代紅學到發展與紅學革命〉，正是全書的基石。以「革命」這一較為激烈的詞彙入題，對這一學術史問題的關切可謂溢於言表。誰要革誰的命呢？如果順時來看，那麼原來紅學有以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為代表的一種典範，亦即將《紅樓夢》讀作民族主義的政治小說，並且將書中人物與歷史人物一一對應。革其命者就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以及其所奠定的「曹雪芹自傳說」，這「新紅學」即是一個新的典範。
但本章所謂革命，倒不在於後者革前者之命，作者真正要強調的是：一切典範，最終必然從內部開始發生危機（稱之為「技術崩潰」），從而受到新典範的挑戰，然而，原來的典範也仍然會在新典範的運作中繼續發揮效用。不妨說，這是主流、潛流、餘流的起伏變化，沒有革命成功就永保太平這回事。自傳說典範在新材料的支撐下，徹底挑戰了索隱派典範，然而，本章措意在於指出當時自傳說面臨的技術崩潰，亦即，當自傳說典範極大化，將曹雪芹家族與小說中的賈府完全等同，此時這一典範忽視了《紅樓夢》的小說本質，其局限性也就顯現了。
那麼，誰要來革自傳說的命，又日新的典範如何建立？余先生明確指出，1970年代興起的以「階級鬥爭論」為中心的紅學並無法完成這個典範轉移的革命任務。這一派解讀接受曹雪芹是小說作者的說法，但將曹府興衰視為社會縮影，把小說讀作對封建社會的批判。余先生認為這是目的先行的讀法，不是出自作品內部需求的解讀，故而無法成為典範。
在以學術史的眼光分析了民國以來的紅學發展後，余先生提出了他對新典範的主張。他認為，新典範必須根據作品內部「創造意圖與內在結構的有機關係」而進行詮釋，注意小說的理想性與虛構性，在學術中彰顯《紅樓夢》作為小說的地位。這樣的倡議今日看來似乎理所當然，在當時卻掀起漫天烽火，現在看來，果然是革命必經之路。余先生對考證派的批評非常直接，他認為學者發現材料欣欣然自喜，但只靠外部證據無法「證明」小說本身的旨趣，無法觸及紅樓夢的「中心問題」。因此，他主張必須集中於前八十回的文本與脂批，分析其藝術創作與內在結構，同時注意小說中的「兩個世界」（現實與理想）及其間之交涉。在這一余先生設想的紅學新典範中，原典範也會繼續發揮作用，他建議將考證派所抉發的曹家現實世界作為養分，支撐研究者把對小說的分析拉高到理想世界與藝術世界。余先生的批評與主張都十分明確，此後引發的一連串筆戰在此就不必重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