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第二篇文章即是大家熟悉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此文可以視為「紅學新典範」的實踐。文章分析了小說中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鮮明對比，突出大觀園作為虛構的青春理想世界的位置，更重要的是通過小說的細節，例如園中的流水，說明理想世界乃建基於最骯髒的現實世界的基礎之上，且最後必回歸於骯髒。余先生認為，這就是《紅樓夢》的悲劇意識的來源。筆者大學時期首次捧讀本書，還不能掌握第一章學術史論述的重要性，但讀到第二章時卻實在如食橄欖，當時的感覺至今記憶如新。
以今日之我來看，〈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曹雪芹的「漢族認同感」補論〉兩章又別生意趣。余先生是認同《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的，他批駁索隱派對曹雪芹作者身分的質疑，但是他同時認為，並不因為曹家屬於正白旗的旗人，就可以完全否定曹雪芹有政治上不滿的可能性。他認為，曹雪芹本人非常明白自己雖屬旗籍，實乃漢人，且在文字獄的背景下，非常可能產生一定的「漢族認同感」。因此，某種對明亡的歷史感慨是可能存在的，只是不宜像索隱派那樣以「反清復明」為主軸來理解全書。余先生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一開始比較含蓄，但在〈補論〉一文中，其實已相當明確的表達支持曹雪芹具有漢族認同感，乃至於哀明情感。這種「情感」的體會，不能不說與索隱派深掘隱語與謎語的技術有相通之處。
本書一開始便說明，建立典範的意思不只是讓後人都跟著腳步前進，而是「開啟無窮的法門」，帶出無數新問題。那麼，《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書如果是一個成功的典範，自應生發百態枝枒。余英時先生的同輩學者與友人余國藩先生1997 年出版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譯本《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慾與虛構》，李奭學譯，2004 年），作為文學的研究，這部專書強調《紅樓夢》的虛構性，反對自傳說的限制，著力於詮釋紅樓夢的後設，以提出替代傳統考證派紅學追求歷史真實的解讀。這與余先生嘗試建立的紅學新典範，固自有精神的會通。相對的，像余先生所主張的，歷史真實可以為紅學提供養分，那麼我們在黃一農以新興的「大數據」為方法的一系列研究中，都可以清楚看到由歷史上的事件與物事重新切入詮釋的努力。
如果從本書的角度來看，近年兩種可謂針鋒相對的《紅樓夢》解讀更形有趣。本書增訂本加入的〈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一文，特別就曹雪芹的旗人背景立論，指出原本就注重階級秩序的滿族接受漢人禮法後，更加高度禮教化，以至於滿族宗室與八旗貴族的嚴格禮法更甚於同代的漢族高門。余先生認為，這才是小說所謂「詩禮簪纓」之家的確切指涉，而不是一般認知下的書香卿相門第。本文對旗人世家的掌握，在歐麗娟近期的研究中有深入的發揮。然而，余先生雖然發現小說文本細節處處透露八旗世家的禮法，且脂批一再以之為作者炫耀門第之筆，但他卻認為，作者是寫禮法而反禮法，正是嚴峻禮法的叛徒。這一看法，其實與他對曹雪芹之政治態度的認知互為參照。
不過，同樣留意作者旗人背景的歐麗娟，思考並不相同，大體是朝著由各種文本細節論述《紅樓夢》是一部旗人貴族世家之書的方向發展，自成一說。另一方面，廖咸浩的《紅樓夢》研究雖然拒絕「新索隱派」的標籤，但他的研究確實是「索」其「隱」，力求以不拘泥於原來索隱派「對號入座」的方式，通過文本的層層「隱語」，論述《紅樓夢》的歷史寓言性。廖咸浩的研究基本上懸置作者為誰的問題，但即使以曹雪芹為作者，他也有余先生對作者之漢族認同感與哀明情感的看法為支撐，嘗試達到《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提出之「全書結構性的詮釋」的要求。
詮釋《紅樓夢》的法門無窮，《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有紅學革命之勢，也等待新的革命，這正是本書典範意義之所在。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作者為中研院特聘研究員，本文選自《閱讀余英時：著作與志業》（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