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學院主席萊曼感受到了若干政府對他所領導的這一機構增大的壓力。在接受德國之聲的一次采訪中，他談到了目前緊張的世界格局背景下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德國之聲：萊曼（Klaus-Dieter Lehmann）先生，不久前你曾對德新社說過，尤其是在中國、俄羅斯和土耳其，歌德學院的工作相當困難。這一情況是如何具體反映在您的同事們的日常工作中的?
萊曼：歌德學院一般以合作方式工作，也就是說，總是與當地的夥伴攜手。它的好處在於能獲得一種長期性。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是，例如，在俄羅斯，通過非政府組織法（非政府組織受到俄羅斯當局的更嚴格監控—編者注），對我們夥伴的壓力加大了。就是說，他們處於一種必需為自己辯護的境地，例如，被稱為「外國特工」（例如，在俄羅斯，非政府組織曾多次面對這一指控—編者注），因為，我們當然會堅持我們的立場，例如，藝術自由的立場。所以，從根本上說，受到沖擊的不是在自家環境裡的我們本身，而是與這些國家的公民社會之間的合作。
另一種發展是：孔子學院（歌德學院的中國對等機構，旨在促進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的傳播—編者注）真正的擴充。過去幾年裡就新建了500個。這意味著：中國利用文化政策、對外文化政策，將其作為政治工具，而且完全是有意為之的。但，我們不能同意假手文化作體制競爭。文化不應被工具化，這是我的原則。不過我相信，盡管如此，德國能夠捍衛自己的利益，其途徑就是，積極構建出一個開放的、自由的、鼓勵爭論的社會，而該社會又是奠基於法治、人權和民主憲法的。如果我們堅持這些原則，最終，我們將是在遠景上獲得成功者。
德國之聲：您從什麼時候起觀察到了總體局面惡化的？
萊曼：情況各有不同。土耳其慢慢朝這一方向發展；而在俄羅斯和中國，過去一年半來，這一進攻型對外文化政策明顯可見。此外，它並不僅限於俄羅斯或中國，而且也適用於埃及和以色列。因安全局勢使然，多國政府在與外國機構合作方面嚴格化了相關法律規定。
歌德學院在全球各地都有外設點
德國之聲：在政治上更困難的國家，對語言課和文化供應的要求是增加了呢，還是減少了呢-出於對可能受到迫害的擔憂？
萊曼：要是允許我刻意強調的話：我們的確是希望的載體，因為，最終，我們依然還能工作。許多基金會在這些國家遭禁。歌德學院仍能工作，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以前不曾有過的那種引力點。人們不受阻擋。一個月前，我在開羅，出席歌德學院60週年慶祝活動。對一個在外機構來說，這是很長的時間了。房子內和花園裡擠滿了人，相關社群對歌德學院的態度非常開放：「我們要歌德學院，我們相信你們。請不要拋棄我們」。
德國之聲：您認為，歌德學院未來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萊曼：您得知道，歌德學院不實行中央管理，而是分散管理。通過這一責任分擔，我們擯棄了無效的常規形式，而是真正地貼近生活。我們把世界分成14個一目瞭然的地區，每個地區設置12至14個歌德學院。地區是項目和動議的真正推動者。我們可以感受到期待，可以為之動用我們的可能性。由此，產生出了很大的信任感。
使我們感興趣的是非洲。我們在那裡實施了項目，側重教育領域。我想提提其中的兩個：「非洲音樂」和把非洲的各個電影節集中到一起的一個數位平台。「非洲音樂」項目由非洲音樂家們做，他們以前只在當地出名，經由數位平台，聲名遠播。由此成功實現了責任的非洲轉交。我們也因此為穩定社會做出了一份貢獻，因為，由此，不僅給藝術家提供了發展前景，而且，也提供了一種經濟上的發展前景。我相信，只有把經濟視角也考慮在內，才有助於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