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知道，就在耀忠和我談起童尚經編輯的時候，《新生報》的大整肅又有了驚人的發展，而童尚經本人也在一九七〇年就被囚禁在我們離開的押房，每日受到非人的暴力逼供，無盡摧毀身心的虐待……，到我離開景美看守所的翌年，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被押出槍決，結束了前後八百多天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的慘無人道日子。
在半個世紀後，回觀一九六八年入獄經歷之種種，每每詫異於這個身處壓抑與隔離特殊時空裡的自己，其感知與識見所暴露於其中的向度與意義結構殊為特異。在那裏面，空間不是連續的，時間也不是線性的，四方八面迂迴曲折的聲、形所映示的認知通道中，浮沉其內所承載的信息來去無蹤，卻恆常再現。它們即使在我出獄後仍在不意中突襲人心，使它無以釋然，懷之難以言說，卻又不吐不快。這個地層下的知識蛛網，纏繞著無數人的血淚，卻也映現了其外世界無以得見的良知，其中之一就是要講這個永遠有擔當的副刊編輯的故事。
面對景美軍法看守所「仁愛樓」左翼二樓的一列囚室中，我的押房是倒數第三間，爬上一人多高的氣窗，隔了多重鐵柵向外望，可見到據說是給犯人們「放封」之用的內院，而我於在押的一年半中，被「放封」的經驗只有兩次，兩次都發現水泥地很乾淨，一顆「被遺忘」的棄置菸頭都未能發現。
一年半中的頭幾個月，在水泥氣漫天的烏煙瘴氣中的夏日裡，我被搬遷多次，也染上了驚人的皮膚疾患，每天要用消毒水沖洗下身。及至天氣稍冷，我就被搬入倒數第三間（忘了，或從來沒有注意過房號是甚麼），就沒有再被搬遷過，只是有不斷的各式來人出出入入──除了賣「紅露酒」（即軍用汽油）的軍人罪犯及精神有問題的老兵、逃兵等，明顯是被派來擔任「特殊任務」的閒雜人等外，大多是審訊中或已被判刑（除死刑犯被關在一樓獨居囚室）的各式政治犯或共匪同路人—即官方欽定的叛亂份子。
在這個人來人往的邂逅中，我首先遇到的人中有第二次涉案的朱傳譽，見到這個我景仰的童書作者，我是驚喜參半的。他沉默寡言，獨行自理身邊一切，很少與難友交結。不久，得知他的妻子在外生病，心情極為惡劣，但在眾難友悉心安慰及照顧下，他也日漸開朗，偶爾在他力撰的辯護狀書寫的苦鬥中抬頭，也和我聊上了幾句。他跟我小學老師席淡霞都是上海中國新專畢業，也同樣被捲入一九五七年美新處被砸後的林振霆一案中，至於被交付感化三年。一九六一年回到（一九四九年入職）《國語日報》任專欄編譯，並由林海音介紹到 世新新聞系擔任講師，撰寫兒童讀物。豈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又被人檢舉，稱其主編的《中國文選》用了一九四〇年《新華日報》魯紫銘（雨亭）的〈吾教子之願償矣〉一文，一九六八年五月被調查局逮捕，成了我的難友──其後軍事法庭以「以文字為有利叛徒之宣傳」為由，判了他三年六個月，出獄時妻子已經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