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拔管案最大的惡其實不是校園的政治惡鬥，如果只有校園內的抗爭，可能正如前台大校長李嗣涔形容的，「台大選校長沒有不吵吵鬧鬧的，讓他們鬧個兩、三星期就沒事了。」抜管案之所以蔓延一年多，最關鍵因素是國家機器的全面發動介入。
陳維昭堅守大學自治底線 暴露那條由上到下的權力實線
誰在發動這部國家機器？如果要畫一個拔管案的權力關係流程圖，民進黨團是第一關，一開始就在立法院發動通過主決議，要求教育部不得核定台大校長人選，這是一條很清楚的權力線，可以溯源回推到當時的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至於政府部門，我們透過《大學的脊梁》的事後採訪遴選委員會召委陳維昭及當時的事件紀錄，可以清楚的看到由總統蔡英文到教育部再到對遴選委員會委員的步步進逼，其間是可以畫上實線，教育部秉承上意次次卡管、但因為遴選委員會態度堅定而鎩羽而歸，最後不得不由蔡英文出馬說服陳維昭，多虧陳維昭堅韌的風骨，不但守住大學自治底限，也暴露蔡政府權力操作的痕跡。
司法操作的權力虛線更令人驚懼
然而，在拔管漫長的一年多時間，打擊管中閔的力量不只來自教育部，其他法務部、科技部、經濟部、陸委會、財政部等行政部門都是配合單位，立法院本來就是發動拔管的旗手，但連監察院都積極主動周邊無關的外稿案，其間最駭人聽聞的是檢察官將遴選委員會視為犯罪集團、約談遴選委員，原該中立的司法部門卻配合政治鬥爭，是背後有人遙控？還是自行揣摩上意？不論那一種都是對法治的重大傷害，到目前為止，司法追殺仍是一條權力虛線，套一句形容台灣轉型正義常說的話，「只有受害人、卻沒有加害人」，然而司法介入是事實，誰去啟動這個機關則是拔管案的未解之謎，也是台灣民主化最讓人疑慮之處。
為《大學的脊梁》一書寫推薦序的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指出，以文革來形容拔管案，這只是類比，不是事實，畢竟在拔管案高潮之際，社會輿論仍發生制衡作用，台大校方堅守最後防線，遴選委員會主席陳維昭力挽狂瀾；然而，真正讓主政者知難而退的、可能是民進黨2018年九合一選舉大敗，整件事的弔詭之處在於：拔管案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一個眼中只有選舉而無自由法治的執政者，但最後讓這樣執政者臣服的，也只有選舉輸贏；然而，選舉有其極限，正義也未必總能伸張，拔管案留下的一個最後謎團是，下一個一黨獨大的政府，還能記得拔管案的教訓嗎？國家機器下一次出動時，我們還有倖存的空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