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更能深入掌握本書論述之重點，希望大家也能瞭解在戰後的台灣，日語被排除時的一些史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接收之後，僅僅一年後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報紙雜誌上的日文版面就被廢止。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決定斷然實行，以致日語幾乎從台灣的出版刊物中消聲匿跡。有關其前後的實際狀況，從當年中日文並列、約占各半版面的《新新》雜誌（新新月報社發行）報導中，即可窺見端倪，而廢止日文這件事，是何等壓抑箝制當時台灣人的思考，亦能推想得知。
該雜誌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發行第四．五合刊號的「編輯後記」中，有如下記述。「乘著言論自由的潮流，儘管如此狹小的台灣，也如雨後春筍般，簇生了百餘種眾多的報紙雜誌！無庸置疑，那是從日本統治的嚴峻束縛中解放，初次獲得自由的喜悅，以及追尋新台灣文化建設的期盼中，歌頌活潑的言論而相繼接踵發刊的」、「誠然新生台灣文化的胎動，無愧本省文化人的名聲，值得深切期待」。
難以想像戰後初期的台灣，曾有超過百種以上的報紙雜誌類出版，這些刊物，恐怕現在都沒有完整地保留下來。如今回顧深思，當年政府採取廢止日文版的措施，隱藏著封殺台灣言論日趨蓬勃發展的企圖，顯示台灣社會的動搖逐漸蔓延擴展。
同年八月十二日發行第六號（從這一期開始，標示雜誌刊行的號次，改用中文的「期」字）的「編輯後記」記載，「面對十月二十五日日文即將廢止，往後本刊將以更充實的內容，並加入精彩豐富的照片和漫畫等來因應，況且不僅是島內，也獲得在上海的同好，以及某有力報導機關的熱烈贊助，將逐次刊登國內一流作家的特稿，也會特別介紹外國有趣的事情，敬請大家期待」、「雖然大部分的青年拙於閱讀日文以外的文章，但本刊所登載的文稿，大都以有趣且簡易的白話文為主，在此日文將被廢止前夕，期望讀者以語言學習的立場勤讀勉學」。
接著，日文版即將廢止前的《新新》第七號（十月十七日發行），刊登一篇張．G．S 撰寫的文章〈本省人と日本語（本省人和日本語）〉（九月十三日定稿），該文詳述了整個廢止過程。內容提到，六、七月時「坊間謠傳今年十月，報紙雜誌的日文即將廢止」，對此，台灣新設的一些民意機關，做出了建請能存續的決議，例如七月十七日以新竹市參議會為首，以及高雄市參議會、嘉義市參議會、台南市南區區民代表大會等等。針對如上的民意建言，行政長官公署於八月二日的各報紙上發出「基於既定方針」「十月二十五日為限實施！」的聲明。之後，台南市參議會、台中市參議會、花蓮縣參議會也提出反對，進而八月二十二日的報紙刊登「高山同胞最殷切關心議題的懇求書」，可見當時幾乎全省均大聲疾呼，希望廢止日文版的政策能延期。
然而，該期的「編輯後記」卻傳達了廢止確定的訊息，並記述如下感觸。「日文版決定將廢止，青年人深感失望，從眾多向本社如雪片般飛來的投書中，我們可以聽到他們悲鳴的哀嚎」、「本刊編輯群將與諸位同甘共苦，並一起努力學習國語。日文版廢止後，我們將以最合適的方法，致力於讓大家可以方便學習」、「首先其一，就是加設註釋欄；亦即，對於不熟悉的語詞、人名、地名或其他等，盡可能廣泛地以日文解釋」、「日文版廢止後的本刊，將在全新構想下，鼓足幹勁再出發，會以何種面貌呈現，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之後，第二卷第一號新年號（第八號），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發行，該期全文皆以中文書寫，而所謂的日文註釋欄則付之闕如，理想沒有實現。緊接著，第九號發行前，適逢發生二二八事件，因而似乎無法繼續刊行。於是，日語就此從舞台上消失，退縮到私領域空間，苟延殘存。
台灣人承受的心理打擊，從刊載於《新新》日文版即將廢止前的第七號、由文學家吳濁流所寫的〈日文廃止に対する管見（對日文廢止之管見）〉一文中，即可讀出，茲摘錄如下：「本省人與日文告別，這比起和日本女友告別來得更加痛苦難受。為何這麼說呢？記得三月送走日本人時候，縱使和溫柔婉約的大和撫子（泛指傳統的日本女性）是相親相愛的關係，但在突然遭逢離別之際，誰也沒有懦弱地抱怨不平。實際上，當時年輕男女之間，應該也有跟日本人墜入愛河談戀愛，或者親密相處的友誼關係，即便如此，當時的分離，誰也不會大發牢騷說『我好痛苦，不想分開』。然而，今日廢止日文的政府方針一旦決定，發布將於十月二十五日實行，驟然給了年輕男女極大衝擊，更誇張的說，簡直是肝腸寸斷。全省現正群起非難，反對政策」。
的確，當時台灣青年是有如此感受。要求日文版續存的根據，吳濁流提出如下理由。亦即，中國語報紙雜誌上的中文，「僅重視形式，難免有『摘章尋句』之誹議。毫無內涵，也無法打動讀者的心靈，徒講求華麗詞句或慣用語的排列；易言之，充其量只不過是文字職工罷了」。另外，吳濁流認為，日文被冠上惡名，那是因戰爭中「被武裝化的關係」，但現在戰爭已結束，日文「已解除武裝，也回歸到它原本的面貌，因此日文決不是惡劣的語言」。
吳接著表示，「日文在推廣介紹文化方面，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尤其世界各國文化，幾乎都有日文翻譯，只要理解一個日文，就能接觸各國文化」，所以台灣六百五十萬人的存在，對中華民國而言，就像從日本歸國的留學生，實為不可小覷的人材資源。最後，吳濁流指出，「有關廢止日文，內含諸多原委，但不幸的是，現在外省人和本省人感情不甚融洽，在這種氛圍下，所有理論都是空洞的，縱然有多少理由，也是徒勞無功，難以周全；只是為了文化著想，是否能再重新慎重考慮」、「個人的看法是，政府機關刊物的日文，當然理應廢止，但取而代之的，日文報紙或雜誌應該被允許且永久、非過渡型態的自由發行」。
這套《新新》復刻本於一九九五年出版，當筆者閱讀吳濁流文章，看到「只要理解一個日文，就能接觸各國文化」此部分，深深吸引我的目光，因為在一九九○年代，經常從日本教育世代口中聽到這句話，不禁令人想到彼此似有微妙的淵源關係；與此同時，也讓稍具台灣史知識的我察覺到，那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實際上背後卻隱藏著當時台灣人苦澀的吶喊。
換言之，吳濁流以日語的實用性為理據，希望能繼續使用日語，這不就是企求得以和政府折衝交涉的理由嗎？其實明知政府廢止日文的真正意圖，主要是壓抑多數台灣人的思考，假若正面反對這項措施，難道政府會接納民眾使用日語的請願嗎？老實說，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為了對抗此政策，吳濁流想出的主張，乃在於汲取台灣廣泛且多數的公意，以便和從大陸來台的新為政者進行溝通。
台灣研究者松永正義教授指出，廢止日文版所帶來的失望，隱然深潛於二二八事件的底層；另外，廢止日文，同時也意味著此後的政府決策，台灣人將永遠被摒除在外。關於這論點，松永教授進一步說明表示，國民黨執政當權者的邏輯，認為台灣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的毒素，在真正成為「中國」的一員之前，限制其國民權利乃是不得已的辦法。由此可知，吳濁流的論述，就是為對抗這樣對手所提出的主張。
不過，文學家吳濁流非僅止於此，筆者思考到，吳氏勢必也深刻體悟日語是最能直接連結自己感性的語言。會讓我有這樣看法，主要是因為想起日本NHK 電視台在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播出的節目《台湾万葉集 命のかぎり詠みゆかむ（台灣萬葉集持續歌詠，直到生命盡頭）》〔素晴らしき地球の旅（美好的地球之旅單元）〕，其中有一段傅彩澄先生的話。傅先生在台灣主持一個日本短歌（日本傳統短詩）的團體「たんがら会」，節目中他不加思索地將日語辭典《廣辭苑》放在桌上，並娓娓道來回憶說：「年幼開始懂事時，所學習的語言就是日語，用它來思考事情、度量所有事物，凡事分寸拿捏的思量問題，都已變成日語化了。事到如今……。當然，終戰時候，我們—我當時也已二十五歲—也曾經努力地想改說中國語，可是那種感覺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例如形容詞的用法，形容事物的方法，早就有極大的差異，所以我們永遠無法跟得上。」
我想，諸如此類的事，文學家吳濁流當時應該也不會沒有發現到吧。
＊作者為立正大學教授、群馬大學名譽教授，本文選自《日本時代的殘光餘影 : 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林初梅、所澤潤、石井清輝合著∕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