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上述協定瓦解確實促使各方對目標進行了大幅調整，但這並非預示著貿易自由化的結束。
在美國之外，各國繼續簽訂自貿協定，不過鑑於美國龐大的經濟體量，沒有美國參與的自貿協定其影響力也打了折扣。TPP換了個更長的名字獲得重生，成員國有11個，但沒有美國。歐盟在自貿協定方面加倍努力。
不過，這些協定越來越關注關稅以外的問題。美國的國際經濟外交也是如此。「21世紀20和30年代的計劃不同於20世紀90年代，」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最近表示。美國政府「有一系列基本優先事項，並不僅僅是降低關稅」。
拜登政府目前正努力為日本和歐盟提供獲得《通膨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中清潔能源補貼的機會。與印度-太平洋和美洲的區域協議尋求在不觸及關稅的情況下深化經濟聯繫、連接供應鏈和統一標準。所有這些都不需要國會批准。
事實上，放棄死盯關稅已經頗有時日，部分原因是目前關稅處於較低水平。命運多舛的TTIP大部分內容與非關稅壁壘（NTB）有關，比如規則和行業標準。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Dan Hamilton說：「跨大西洋兩岸基本是自由貿易」。與許多其他市場10%左右的關稅相比，歐盟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平均關稅約為2.5%，以全球標準衡量處於低位。
因此，對貿易有潛在更大影響的是看似不起眼的非關稅壁壘，比如涉及汽車保險桿設計和製藥廠清潔的規定。
削減非關稅壁壘的行動已進行了很久。2011年達成的歐盟-韓國自貿協定（EU-South Korea FTA）消除了汽車、化學品和藥品領域的壁壘。韓國隨後通過了參照歐盟法律的化工品規定，為韓國公司打開了歐盟這個龐大經濟體的市場。
歐盟委員會的高級官員Signe Ratso說：「即使消除了關稅，如果仍然有非關稅壁壘存在，那麼你可能仍然無法進入一個市場。」
之所以出現針對一些具體行業制定覆蓋面更窄的協定的轉變，一個原因是各種自貿協定已經變得過於龐雜，難以在政治層面落實執行。這類新協議中有一些是在監管機構之間達成的，不需要像自貿協定那樣需要美國國會或其他議會的批准。例如，美國和歐盟在2008年達成了一項雙邊航空安全協議，該協議本質上是的意思是：我們有不同的規定，但兩邊的法規都同樣有效，因此可以相互替代。不過這種激進做法在美國國會引發爭議，導致該協議耽延了近三年才生效。
即使在直言不諱反對自由貿易的川普政府期間，美國也採取了消除非關稅壁壘的措施。美國和歐盟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在2017年簽署了一項關於活性藥物成分生產品質管理規範（GMP）的互認協議。與航空協議一樣，該協議使得歐洲和美國監管可以減少派往對方設施的檢查人員，而將更多檢查人員安排到被認為可能構成更大風險的市場，例如中國和印度。
美國和歐盟還就保險和再保險行業的監管達成一項類似協議。川普政府2020年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取代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前者主要圍繞非關稅問題，包括數位貿易、知識產權和針對墨西哥工廠勞動條件和環境的標準。《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的達成是川普政府最大的貿易舉措之一。
企業認為這一新方法能節約成本。美國全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負責歐洲事務的高級副總裁Marjorie Chorlins說：「在監管負擔日益加大的情況下，商界正試圖鼓勵為達成共識進行更多對話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