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10日是人類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這個日子也深深影響著今天的兩岸關係，那就是蘇聯正式宣告解散共產國際。到底何為共產國際？相信今日多數台灣讀者對這個名詞十分陌生，該組織其實為蘇聯所領導，以莫斯科為據點的一個國際組織，目的是在世界各國成立共產黨，發動範圍遍及全球的共產主義革命。
所以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也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實際上就是蘇聯在華的代理人。從當年北洋政府以及國民政府的角度出發，接受莫斯科指揮的中共就是不折不扣的「境外反華勢力」。世界各國的共產黨揮舞著國際主義大旗，在共產國際指揮下對自己的祖國施行滲透與顛覆工作，自然引起世界各國政府的敵視。
共產國際不只致力於推翻各國的「反動」統治，還試圖從根本上摧毀各國的傳統文化，引發右翼民族主義勢力的反彈。納粹主義在30年代的崛起，證明了共產主義運動對民族主義的否定只會激化極右翼民族勢力抬頭。而日本與德國等極右翼法西斯國家對鄰國的侵略，卻又無形中助長了共產主義勢力在中國和波蘭等非共產主義國家的壯大。
極右翼與極左翼表面上雖水火不容，實際上卻扮演著相輔相成的角色，在二戰期間的中國戰場上尤其如此。日本雖然是以打擊共產主義的名義對中國侵略，可日軍進攻的主要目標卻是國民政府這個中國本土最堅定的反共力量，反而給了中共發展的空間。蔣中正同時面對日本進攻和中共滲透，陷入兩面作戰的窘境。
然而蔣中正背後的靠山英美盟國，卻需要蘇聯的支持才能在歐洲戰場上牽制德軍，不願意為了支持國民政府的反共大業去得罪蘇聯。名義上，共產國際仍是英美盟國反抗納粹法西斯的盟友，使蔣中正投鼠忌器，不敢貿然發起對中共的全面進攻。而當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1943年5月22日宣佈將解散共產國際時，蔣中正似乎發現他消滅中共的機會來到了。
為何解散共產國際？
首先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蘇聯為什麼要解散共產國際？原來英美需要蘇聯牽制納粹德國，蘇聯同樣也需要英美的援助才能在德軍的攻勢下站穩腳跟。外加歐洲、中國以及東南亞戰場上都有聽命於蘇聯的共黨游擊隊，他們不只要面臨德軍或日軍的圍剿，還要與其他非共游擊隊爭奪地盤，同樣仰賴英美的外交承認或軍事援助才能生存。
此外對於英美可能與納粹、日本妥協，進而聯手反共抗俄的可能性，史達林是非常提防的。因為在1941年6月22日以前，蘇聯一度與納粹結盟劃分蘇聯的勢力範圍，然後又與日本簽署中立條約，對太平洋戰爭抱持坐山觀虎鬥的態度。史達林自己靠勾結軸心國起家，自然更怕西方勾結軸心國一起消滅自己的紅色江山，因此要想盡辦法防範西方如法炮製。
將共產國際解散掉，才能讓英美放下對蘇聯的戒心，相信蘇聯不會利用英美與德日大打出手的機會漁翁得利。同時史達林還考量到，當時除了蘇聯之外全世界只有蒙古人民共和國，必須設法讓蘇聯在各國的代理人，即各國的共產黨生存下去。也因為這些共產黨都還未獲得政權，在這些國家抵抗德日佔領軍的往往還有非共的正規軍或游擊隊存在。
為了向英美證明這些國家的共黨游擊隊並非自己的代理人，將共產國際解散能讓英美各國更放心的以平等態度對待共黨和非共黨的抵抗勢力。如果某些國家的共黨游擊隊表現的夠積極，史達林還能夠以非共政府軍或者非共游擊隊抵抗軸心國不夠積極為由，說服英美給予共黨游擊隊外交承認，進而促成共產黨在這些國家提早取得執政地位。
比如南斯拉夫的非共游擊隊「切特尼克」（Chetniks），本來獲得英國的外交承認和軍事援助，結果卻在1943年11月的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後遭到拋棄。英國以「切特尼克」抵抗德軍不夠積極為由，將外交承認和軍事援助轉移到狄托（Josip Tito）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身上。同樣的模式，史達林當然希望發生在中國戰場上。
胎死腹中的延安閃擊戰
當共產國際即將解散的消息傳出時，蔣中正感受到的卻是士氣大振，因為打從1941年的「新4軍事件」以來，英美就出於穩住蘇聯的外交考量多次施壓國軍終止對共軍的進攻。如今共產國際被解散掉了，代表中國共產黨至少形式上不再是所謂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不再是蘇聯在中國的代理人，那麼國軍對共軍的進攻也就不再有所謂刺激蘇聯的問題。
若能趁機一舉殲滅中共，國民政府將徹底壟斷英美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並且在日本投降後成為全世界公認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國民政府從來不認為有所謂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存在，站在國民政府的角度出發，中共在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以後就歸順了中央，雙方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不是平等的合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可以中華民國政府下一個合法政黨的面貌存在，如同英國、法國還有美國的共產黨一般，卻不能有獨立於中央政府之外的軍權。蘇聯宣佈解散共產國際，讓國民政府逮到了要求中共放棄兵權的正當性。蔣中正當然知道毛澤東不會輕易放棄兵權，因此他下令第8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將軍與副司令長官胡宗南將軍兩人做好進攻延安的準備。
胡宗南準備以第90軍、暫編第25師及新編第37師等部隊為主力，選在7月9日對延安發動閃擊作戰。面對只有一支8路軍第359旅駐防的延安，中央軍似乎可輕而易舉的突破。沒想到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是潛伏在他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立即將國軍閃擊延安的計劃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呈報。駐重慶8路軍辦事處的董必武，立即將相關計劃洩漏給蘇英美三國的大使館。
鑒於美國的頭號戰略目標是擊敗納粹和日本，並不希望國民政府將用於對付日軍的兵力分散到打擊共產黨的行動上，自然反對胡宗南進攻延安。蔣中正期望在日本投降前解決共黨問題的期望，最終因為美國、英國還有蘇聯三方的聯合干預而胎死腹中。7月7日，蔣中正向胡宗南下達了停止進攻的命令，雖然當時國軍已經開始以砲兵攻擊關中的共軍。
李仙洲進軍山東失敗
不過閃擊延安並非蔣中正唯一以消滅中國共產黨為目標的計劃，同時第28集團軍司令李仙洲將軍也奉命率領另外一支中央軍部隊從安徽北上重返山東。李仙洲與胡宗南同為黃埔軍校第1期的畢業生，都是蔣中正的天子驕子，從中可以看出委員長是何等重視殲滅共產黨的任務。另外一個李仙洲將軍被選中率兵反攻山東的原因，在於他的祖籍就是山東，等於是光榮返鄉。
過去六年駐紮山東的東北軍第51軍和第57軍，不是沒有能力阻止中共壯大就是對阻止中共壯大毫無興趣，導致8路軍在山東的發展極為迅速。因此蔣中正利用東北軍移防回後方的機會，派完全忠於自己的第28集團軍回到山東就是為了一舉殲滅8路軍的根據地。考量到8路軍同時也是日軍的威脅，蔣中正期待能與山東日軍達成共同圍剿共產黨的默契。
相信日本必將敗於美國的蔣中正，希望華北日軍能夠早日認清事實，與他合作建立一個非共的中國來換取戰後的寬大處置。所以李仙洲部隊經由皖北與蘇北進入山東時，不只與原本抗日的非共游擊隊建立合作關係，同時也透過投靠和平建國軍的前非共武裝向日軍打招呼，希望日軍不要干擾第28集團軍針對8路軍的軍事行動。
日軍方面對此並不領情，一來他們不相信日本會戰敗，二來是華北戰場上的日軍沒有遇到過美軍，更不曾為國軍所擊敗過，更是不屑於與蔣中正合作剿共。且共產黨雖然令華北日軍頭痛，卻仍是一支非法游擊武裝，整體而言對日本的威脅十分有限。可國軍尤其是中央軍的背後有美國的力量在支撐，若真的在山東站穩腳跟，就會威脅到日軍後方的安全。
到了戰爭末期，日軍甚至還有在本土淪陷以後，持續在山東對美軍打游擊戰的計劃。而在國軍重返山東的情況下，這個計劃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因此日軍最後做出的決定是與8路軍合作，一起將李仙洲從山東驅逐出去。在日軍和共軍的夾擊下，第28集團軍損失慘重，整場重返山東的行動從1943年5月持續到9月就以失敗告終。
中共獲民族主義加持
李仙洲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後，不得不將第28集團軍從山東撤出，從此以後共產黨幾乎成為了整個華北唯一的「抗日」力量。國民政府失去了對黃河以北的話語權，等到日本投降以後自然處於相當不利的處境。從中國人傳統「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角度來看，國共內戰的結局基本上在李仙洲退出山東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
國軍在山東的失敗不見得是因為李仙洲不會打仗，或者是蔣中正抗日不如毛澤東積極，純粹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運氣太好。在那個美國與英國需要蘇聯抗衡納粹德國的環境下，無論是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還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都不敢冒得罪史達林的風險支持蔣中正反共，哪怕是共產國際被解散的前提下。
其次是以謝偉思（John S. Service）為代表的一群美國外交官，他們對蔣中正想靠搭美國順風車打贏日本的心態相當牴觸，並認為腐敗無能的國民政府最終必將為中國人民所拋棄。共產國際的解散讓他們看到了美國尋求與中共打交道的契機，積極點可拉攏中共脫離蘇聯的控制，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政黨，消極點則可運用中共來逼迫國民政府推行有利於美國的政治改革。
共產國際的解散似乎洗刷了中共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形象，讓許多英美觀察家相信中共是民族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他們雖然沒有如在南斯拉夫那般拋棄蔣中正，也知道中共不可能取代國府領導中國抗日，卻還是必須想方設法阻止國軍以武力殲滅共產黨。日軍方面亦產生了中共為民族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的想法，調整了抗戰初期的反共政策。
在自知即將戰敗的情況下，日軍到了抗戰末期從維持「大東亞戰爭」成果的角度出發開始暗中幫助中共發展壯大。日軍在山東戰場上與共軍夾擊李仙洲部隊，不過只是雙方合作的開端而已。也因為中共被視為真正代表中華民族主義的力量，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都試圖爭取之，自然會對共軍施以各種有形無形的保護，導致蔣中正始終無法掌握到消滅共產黨的先機。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