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對身心障礙者之保護程序是否充足？」今年5月17日因「獨自到庭之身心障礙被告（心智僅十二歲）與檢察官當庭認罪協商」，台中高分院認為其程序不合法，撤銷原審判決發回審理。
按院檢職司法之偵審、守護法律以保障弱勢，對於身心障礙者應為妥善之司法保護，透過本件「被告心智十二歲《動物保護法案》，下簡稱該案）」，可查見院檢於司法程序處理上之嚴重問題，期盼透過本則評論，供院檢省思及檢討之。
身障者之身心狀況、偵查或審理均應妥善注意
該案之客觀事實略以：被告張男飼養犬隻並導致多數犬隻死亡，涉嫌《違反動物保護法案件》（註：筆者認為張男確實涉嫌虐待動物之刑責），但客觀上張男為身心障礙者，心智僅十二歲，此點不能不察！
筆者曾評論《南檢對心智九歲身障者起訴洗錢罪案》（詳拙文《檢方虐民記—評心智九歲被告洗錢案》），主要在建言院檢處理司法案件時，應著重於「程序上嚴謹對身障者之周延保障」。
依據台中高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00號刑事判決所示：
一、被告（張男）於「偵查階段」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
二、原審法官與公訴檢察官，應該「有」看到偵查卷內的被告身心障礙證明。
三、依照《身心障礙者鑑定表》，認定為「或於成年後心智年齡介於12歲至未滿15歲之間」。
四、依據原審111年10月19日準備程序筆錄所載，當天是「被告一個人到庭」，並「無」輔佐人或辯護人在場。
以上內容，當院檢審閱卷宗，細心應可查見「該案被告具有身心障礙情況（心智僅十二歲至十五歲，下僅簡稱其心智狀況十二歲）」；準此，院檢偵審時應特別注意個案身障者之概況，用以妥善保障弱勢被告及落實人權保障。至於檢方偵查或院方審理時，若認為「個案之身心障礙報告有疑」（俗稱裝病），自得依法調查之。
該案中顯現一個極為嚴重之司法問題：「為何讓一位心智十二歲之被告，於法庭審理時『無』輔佐人或辯護人在場？」亦即當被告心智類同幼童或少年，為何在院檢之「偵、審」程序，未獲得充足之程序保障？
被告心智年齡十二歲、獨自在法庭行協商程序？
由該案二審判決可知，被告於偵查中已提出身心障礙證明。細觀檢方起訴書（中檢111年度偵字第33123號）並未論述被告具有身心障礙狀況。
依法論法，該案被告心智年齡有客觀卷證可稽，觀察《動物保護法》第五條、第二十五條規定，筆者提醒該法第五條第一項明定：「動物之飼主為自然人者，以成年人為限。未成年人飼養動物者，以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為飼主。」本案張男為成年人無疑，但客觀上（實質）心智年齡為何？檢方「依法起訴」卻完全忽視張男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檢方若質疑張男身心障礙證明（例如涉嫌偽造，或認為張男心智年齡高於《鑑定表》所示），於偵查程序中，應依法調查及提出嚴謹證明以推翻之，遺憾的是，綜觀台中地檢該案起訴書「均未提及張男身心障礙情狀」。筆者請問：「張男於偵查中提供之身心障礙證明，已顯示其心智年齡介於十二歲至十五歲之間」，檢方完全不聞不見？更者，該案張男在偵查中是否有「輔佐人在場？」
當客觀事證顯示「被告具有身心障礙（智能障礙）」，可判斷心智障礙者不懂法庭程序及在庭陳述內容，極可能導致保障不足或其權益受損，更者造成冤案，是以司法應給予充足之程序保障。誠然，身障者若涉及犯罪事實，應檢具客觀事證依法處理，但回歸「責任能力」判斷，請問：「檢方（法院）對一位心智十二歲之人，怎麼問案、依法處分或判決？」延伸觀察，該案張男經檢方起訴，嗣於一審審理時，心智十二歲被告「獨自到庭」當庭與檢察官「協商」認罪？由此觀之，一併比對南檢起訴《心智九歲被告洗錢案》，時至二十一世紀，司法程序上對身心障礙弱勢者於法庭上之保障仍然明顯不足。
隱藏的法庭對談、流於表相的司法程序
請觀察該案判決中《一審法庭錄音內容》（原音）：
法官：是否具原住民身分或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分？
被告（張男）：沒有。
法官：「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
被告（張男）：「懂。」
（引用台中高分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00號判決）
智者以喻而明。A檢察官（或法官）問一位（心智）十二歲被告B，請看以下兩個問題：檢察官/法官問：「你聽得懂我講什麼？」被告B：「懂。」、檢察官/法官問：「你認罪？」被告B：「我認罪！」。以上重點在於「被告B（心智）僅十二歲！」A檢察官/法官於開庭時，被告B無輔佐人或家長到場，「這是問案？還是欺騙或欺負孩子？」
客觀審視《一審筆錄（原審卷第28頁筆錄）》記載，該案法官問：「是否具原住民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或『因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被告回答：「均無，可以陳述」。請問是否發現「原審『筆錄』多出一句？」
客觀而論，依該案之法庭錄音，原審法官係問被告：「那我們講的你聽得懂嗎？」用以代替：「精神障礙，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緩頰說是一種比較白話的說法，但是原審並沒有直接問「被告精神障礙、身心障礙、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等關鍵內容。假設張男（心智十二歲、獨自到庭）係回答：「有領。可以陳述。」那不就更可怕？院檢直接將「責任」全推給一位心智十二歲的被告？該案偵查中《身心障礙表》等客觀資料已存在卷證中，為何檢方不見、一審院方也未察？該案二審提到：「原審基於照顧義務，對於被告是否因心智缺陷無法完全之陳述，即有主動查明之必要，並非可以視而不見。」二審此言為正論，所述客觀公正，應予肯定之。
檢方與心智十二歲身障者「認罪」協商？
未免文繁，該案二審「批評」檢方之部分，請詳閱二審之調查證據。二審調閱「被告精神科相關之就醫紀錄」，由時點觀察被告張男身障狀態及就醫紀錄，認為被告確實有輕度智能障礙及注意力問題，具有不能完全陳述之疑義。
承前所述，該案關鍵在於「張男心智障礙」。請觀察二審之輔佐人（張男父親）所提：「（輔佐人表示）我覺得是引誘，完全沒有考慮到孩子的智能溝通協調。請斟酌他的智能，不應該誘導認罪協商。」二審對此說明：「原審法官容許檢察官與一個輕微智力障礙的人協商，旁邊沒有輔佐人、辯護人協助，所協商出的結論的又不是最低刑度，程序合法性有疑問。」請問還記得該次審理，被告張男（心智僅十二歲）係「獨自到庭？」而原審判決（台中地院111年度易字第1863號）係載：「檢察官聲請改依協商程序而為判決。」據此，足認該案《認罪協商程序》之合法性應受合理質疑。有疑者為，法官及檢察官均為「學有專精之法律專業人士」，程序合法性屬於刑訴基礎規定，為何會犯下如此粗糙之錯謬？
期盼任何身障者之個案、偵審中應受程序充足保障
蔡清祥及邢泰釗等檢方高層成日吹噓「檢方為法律守護者」，羅秉成於法務部發表司法聯盟鏈致詞時道：「證據是案件的生命。」筆者曾痛批「雄檢K他命、海洛因傻傻搞不清楚，羅秉成講證據是案件生命？共同築構冤獄嗎？」誠然，被告之辯稱可遭質疑，但檢方應行客觀查證！當檢方「辦案草率、查核不實」及「忽略被告抗辯（冤屈可能）」，直接書面紙上程序草草作業，冤案極容易形成。（詳拙文《冤案一籮筐？淺談檢方K他命誤認海洛因案》）
筆者公開請問《蔡邢羅三人組》，對先前南檢起訴心智九歲被告洗錢罪、加上中檢該案起訴及審判中「檢察官與被告張男（心智十二歲）認罪協商？」見微知著，請問：「檢方於偵查中，難道未查見該案被告『心智障礙？（心智僅十二歲）。該案偵查中，『開庭』是否有輔佐人或辯護人陪同？」更問：「全台有多少此類身心障礙（瘖啞）或智能障礙之被告，無輔佐人等陪同，由被告單獨經檢察官詢問，採取認罪協商？更任由檢方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同樣的，檢方及院方均應檢討對身心障礙者於程序上保障之不足！
又，筆者懇請注意，該案被告張男確實有可議之處，其行為確實涉犯《動保法》及產生對動物之虐害，但請省思回歸該案本旨及關鍵「被告心智僅十二歲？」或可查見目前司法實務上對此類「身心障礙者」於程序保障之嚴重不足，院檢確實應深思如何檢討及改進之。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作者為執業律師、高雄律師公會第15屆人權委員會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