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國教育下成長 改變信仰等於否定部分自我」
彭仁郁接著說明，像是5、6年級這一代人以前聽到所謂黨外人士，都會覺得是暴民，像從小在電視上聽到黃信介就是跟江洋大盜連結在一起，這個印象很難抹除，對在黨國教育下成長的人，很大的一個困難是，要去改變自己過去所信仰、認同的東西，等於要把自我認同的很大部分割除，這代人很難反省跟轉化的困難就在這裡，這等於是要否定一部分的自我。
彭仁郁並指出，她在研究訪談中發現，教育現場往往是政治受難者子女最主要受到二度創傷的場域，對許多受難者子女來說，他們的長輩受到國家暴力的壓迫，當時又被整個國家、社會指認成暴民、江洋大盜，當他們沒有外在的真實參考框架去觀看他們的長輩時，就很難擺脫國家與教育體系這樣的指控，甚至會相信指控是真的，以為自己就是暴民、匪諜的小孩，他們所承受的創傷，不只是第一時間家人的失蹤、遭到迫害，也包括這樣的指控，並因此覺得抬不起頭來、被同儕排擠等等。
對此她也指出，相信教師們不是刻意要去傷害二二八、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後代，而是他們深信國家體制教導他們的意識形態，以為自己站在對的這一邊。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不能簡化成族群迫害」
彭仁郁並補充，二二八跟白色恐怖其實不能簡化成族群迫害，直接區分哪個族群是加害者或受害者，像是二二八也牽涉到冷戰的背景，有外交、軍事的面向，而白色恐怖不只是國民黨政府對所謂本省人的壓迫，它對自由派外省知識份子的壓迫、甚至黨內內鬥的案例也不少。
如同受害者面貌複雜，加害者的面貌也很複雜。彭仁郁談到，加害者不會只是單一的個人，而是一整個體系，其中每個環節的人員都接獲來自上頭的命令，執行任務的人有些可能當下便感覺有問題，可是監視的人同時也被別人監視，知道自己要脫離這個體制可能會遇到的下場，很多人可能當下是不安的，但會用「依法行政」、「執行勤務」、「服從命令」來催眠自己，來說服自己的行動是正當的。
彭仁郁也提到，就她所知，很多調查局情治人員到死前才會把不安告訴家人，或許很多人是希望把事情說出來的，「但我們的社會要怎麼超脫善惡二元的對立，可以多元地談這件事情？我們應該怎麼接納這樣的見證敘事？怎麼開放一個空間，讓過去加害體制的協作者可以談這些事？」
「當可以理性對話時 就是集體創傷平復的時候」
基於如此的前提，彭仁郁認為，把白色恐怖簡化成二元對立的版本，本身就是黨國意識形態鼓勵下的結果，讓人們找到容易發洩仇恨情緒的對象，並有助於讓國家避開責任，另一方面從心理創傷角度來說，簡化敘事也讓受傷或受壓迫者，產生能保護自己的錯覺：如果今天不是說因族群或政治立場被抓，而是無論什麼身份，都會很容易被抓、被牽連，這會讓人無止境地處在害怕焦慮的狀態，把事情想得越簡單，就會越容易覺得保護自己是可能的。
「當我們無法進行複雜思考時，其實就是還處在創傷中的跡象。」彭仁郁指出，這是台灣社會可以用來檢視自我的一種角度，當公民社會可以平靜地進行理性對話時，也許就是集體創傷真正平復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