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民主瓦解、制度快速崩壞時，個人該如何自處?耶魯大學歷史學者Timothy Snyder在「論暴政:20世紀的教訓」(On Tyranny: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事中提到一個重要教訓:千萬要記得專業倫理。
專業倫理卑之無甚高論，卻是文明的最後一道防線，Timothy Snyder說，「假如法律人遵守沒有審判就不能處決、醫師接受未經同意不得手術、企業家人堅持不用奴工、官僚拒絕傳送和謀殺有關的命令，那麼納粹要犯下屠殺浩劫罪行，將會困難得多」！
專業倫理與政治倫理有別 但政治仍須遵守責任倫理
台灣要邁入文明社會、也到該正視專業倫理的時刻，其中，法律人和醫生正是台灣產出政治人物相當多的兩個專業，政治倫理和專業倫理之間的分界就是一個重要議題；例如，柯文哲上周被問到自己是「台灣社會最大公約數」時這樣說，因為他是急診醫師，不能挑病人，不會說病人送到急診處問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柯文哲因此形容自己可以打破藍綠，從政後跟任何人都可以對話。
柯文哲這段話弄混了兩種倫理，醫師的專業倫理和政治人物的政治倫理；醫師倫理不能因人、因政黨、因改朝換代、甚至因戰爭而有所差別，專業倫理基本上是不能打折的；相反的，政治倫理不但有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之別，更重要的是，既有「政治」，就不免有對立，例如，保守與進步對立、勞資對立、擁核與反核對立、挺同婚與反同婚對立，只要有歧見、有不同利害，就可列入潛在的政治議題，某種程度而言，政治對抗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更因此必須在韋伯的責任倫理界限內，換句話說，必須考慮政治對抗的後果，不能因為堅持一己理念、無限上綱而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民粹政治早就破壞政黨政治的根基
柯文哲弄混兩種倫理，卻反而因此大紅，反映的是兩個台灣的病灶；第一、台灣政治對立嚴重，對抗已到不擇手段地步。研究民粹政治的學者指出，民粹政治的本質不是大家經常誤解的小人物對抗權威，而是某些政黨或政治人物刻意否定多元政治，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執政黨」自動等同於「人民」，在野黨因此就形同「人民的敵人」，近來在台灣，這樣的套路耳熟能詳，例如，究竟是誰給蔡英文或民進黨權力，可以質問別人何謂「台灣價值」；再如，舆論或在野黨質疑民進黨政府清算國民黨黨產的程序正義，這是一個憲政主義下完全具有正當性的質問，但換到民進黨政治人物口中，就成了復辟的反動代表；更惡毒的是，只要是和執政黨立場不同的都是中國派來的敵對勢力，最近一個可悲的例子是：向來自許溫和理性的駐日代表謝長廷，居然稱國民黨是台灣內部的「中國政黨」，原因是國民黨地方黨在台南設立慰安婦紀念銅像，另一個是國民黨發起反核食公投，這兩者一是人權、另一是人民的食安權利，民進黨在野時也曾針對美牛進口發起激烈抗爭，但一旦執政就將反對聲音視為中國敵對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