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大維先生是1977年（民國66年）。那時在九思出版公司服務，擔任總編輯的工作。九思之前，我是臺灣建築徵信雜誌社的執行副社長兼總編輯。因為種種原因，我離開雜誌社，棲居在新生南路一段的一間地下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毓澍教授很關心我的近況，特地來找我，問起我的未來計劃，我告以將和一位長輩開一間出版社。
李師告以學長們原先經營的三人行出版社，因經營不善，却頗有些好書如《中國歷史地圖》（箭內 亙著）和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論文集》。我欣然與林敏明學長接洽，順利取得二書的讓渡，於是計劃出版。在出版之先，自然要找俞大維先生，因為《論文集》收了一篇他寫的大文〈懷念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是世所公認當代中國文史權威，他學識淵博，通曉英、日、德、法、拉丁、希臘、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滿文、藏文、波斯文等多種文字。其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等專書及學術論著，早已蜚聲國際，為國內外學界所推崇。是兩晉南北史、隋唐史、西域史、蒙古史，甚至中國佛教史等的專家。
經過聯絡後，大維先生很高興要我去溫州街他借住的俞大綵宿舍。一見面他就說高陽先生曾經跟他提過我。原來我跟高陽先生唸了一些晚明的書，高陽先生曾為我美言。高陽和瓊瑤是俞大維先生最佩服的兩位才子（女）。
經過一番介紹，我談及將再版三人行出版社的《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兩大冊，並繼續收錄他的那篇名作〈懷念陳寅恪先生〉。他很高興有人再版那套大書，只是擔心我賣不賣得出去，因為三人行好像因此做不下去。我告以「我是一個很好的推銷員，部長不用擔心」等語，大維先生聽了很開懷，豎起大姆指，開朗的笑起來。
這是我與大維先生的第一次會面，也為以後無數次的面會，作一引子。感覺他對後學晚輩是怎樣的提攜和協助。或許是陳寅恪先生在海外的名聲太大，或許是當時真是出版的黃金時代，或許是我的低價策略成功，又或許是我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推銷員，《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居然大賣，一印再印，連我都很驚訝。
《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大賣，還有一個大功臣，就是高陽先生。高陽先生在收到我的贈書之後，第二天就在《清末四公子‧陳三立》連載裡提到：「當捉筆至此時，承九思出版社惠贈『陳寅恪先生全集』一部，搜羅陳寅恪生平著作，相當周全。『附錄』中收陳寅恪所為詩聯若干首，因而得讀『王觀堂先生輓詞』。」
我驚訝一部連我都看得有些吃力的兩本磚頭大的書，這些大學生怎麼捨得買、怎麼看得下去。但書熱賣確是事實。我把這情況跟大維先生報告，他自然很高興，又豎起他招牌的大拇指，稱讚我真是個好推銷員。我當時採取直接推廣的方式，就是在每個大學的文史系各設一位駐校代表，代表九思推廣《論文集》，這種方式在當時被證明非常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