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與祝英台》自1963年4月24日星期三在台北首輪上映，未及週末口碑已經開始發酵，原定兩週的檔期，估計可能演過十日就準備下檔，不料才過一週，票房收入已破新台幣120萬，而且愈演愈盛，欲罷不能。
就這樣，《梁祝》的映期一直加長，一直加長，三週，四週，五週，來到第六週，發行公司與戲院的拆帳模式改變，轉為戲院多而片商少，明華算盤一撥，確實也該讓排隊久候的《白蛇傳》上映，否則宣傳費用節節高昇，如此呆耗不是辦法，於是咬牙拍板，讓《梁祝》在映滿八週的6月19日下檔。
然而，6月20日《梁祝》「鐵定再延兩天」，6月22日「鐵定也無奈，只得一再延兩天」，6月23日星期日「最後機會最後一天」，觀眾仍舊依依不捨，欲罷不能，於是有了6月24日星期一的「真正最後一天決不再延了！」。
第二天6月25日星期二，適逢端午節，遠東、中國、國都這條「臨時院線」再次攜手，隆重獻映邵氏出品、明華發行的《白蛇傳》，岳楓導演，林黛、杜娟、趙雷主演，同樣又創賣座佳績。
在《梁祝》原定下檔的6月19日，於這場瘋狂熱潮裡扮演重要推手的《徵信新聞報》即以《梁祝》現象為題，寫成社論，從社會文化、民族自信等多方角度來探討、思辯關於《梁祝》的種種。
尤其，全文刻意不做影評，不捧明星，直言「它所引起的廣大愛好，比它本身的藝術價值重要的多。」而且，之所以將這篇重磅社論壓後至《梁祝》原本「鐵定」下檔的6月19日才刊出，即是因為「不願把我們的意見過早地投入那波瀾之中以擴大它的波紋」。
文化鄉愁、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
與其說是《梁祝》一部片子引起如此巨大的「波瀾」，我們其實不能不將眼光放寬放遠，把邵氏自1958年開始一路以來的製片方針納入思考。換言之，正是我們前幾章節花了如此巨大篇幅，詳細敘述的邵、電之爭，包含片場設施、古裝街道，以及彩色闊銀幕的古裝片攝製計劃。
1957年問世的《貂蟬》，從各方面看起來還有很濃的「摸索」、「暖身」味道，但自1958年夏天開拍、1959年公映的《江山美人》開始，那一座屬於光影夢幻、金碧輝煌的古典中國，便在李翰祥、岳楓、嚴俊等多位導演的巧手之下，帶著整個邵氏團隊一點一滴，逐漸構成。
套句21世紀影壇最流行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的「電影宇宙」——美國漫畫、超級英雄可以有「宇宙」，華人電影工作者在1950年代後期、1960年代初期，也因為商業競爭、公司政策，甚至個人偏好（尤其李翰祥的自身興趣與專長），在光影折射之間打造出一個堂皇展示中華文化的電影宇宙。
這個電影宇宙是由於邵、電之爭意外形成的，也是因為邵氏昆仲先後環遊世界、考察國際市場，因而定下的製片方向。
這個電影宇宙並不像某些論者刻意強調，旨在連結離散年代分居海外的華人「心向祖國」、「心向中原」的一統江湖。但華語影壇卻因為有了這個電影宇宙，透過視覺、聽覺的展現，透過彩色和闊銀幕的放大，中華文化的古典之美經由電影藝術家提煉、結晶成我們在這些作品裡看到的模樣，從而在離散年代，在國際冷戰局面之下，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凝聚出一股強烈的、超越政體歸屬的文化鄉愁、文化仰慕與文化認同。
換言之，這些電影，乃至這個電影宇宙，自1950年代後期開始便逐漸建構成廣大觀眾的於「感知」和「印象」中的「文化原鄉」。於此，導演李安在2001年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即有相當深入的描述和討論。
讓我們再次回顧邵氏自1958年至1962年底所拍攝的系列古裝片：彩色標準銀幕的有《江山美人》、《王昭君》、《楊貴妃》、《倩女幽魂》，彩色闊銀幕的則有《武則天》、《花田錯》、《紅樓夢》、《白蛇傳》、《閻惜姣》、《楊乃武與小白菜》、《玉堂春》、未完成的《紅娘》、最晚開鏡的《鳳還巢》，還有《梁山伯與祝英台》。
一路數來，《梁祝》於此所集合的人力、物力，還有因趕拍而高度壓縮、高度迸射出的菁英才氣，加上雅俗共賞的題材，以及音樂劇式的歌舞敘事、民族交響，令它在這個古典文化的「電影宇宙」裡，擁有強烈的吸引力，不知不覺中，它也因此染上濃濃的「文化盛事」色彩。
在台灣，觀眾並不像香港或星馬一樣，有機會看得到左派影業自中國大陸輸入的正宗戲曲電影。
邵氏的這些「黃梅調」電影以時代流行歌曲的韻味，加上學院派西式樂理的整飭，再經過傳統國樂交響化的潤色，在整個古典文化電影宇宙裡，以「黃梅調」三個字做為電影類型的總名，其中只有《武則天》是古典正劇，《楊貴妃》介於古典正劇和音樂歌唱之間，插曲數不算多，《花田錯》則是帶有零星插曲（北方小曲風味）的喜劇電影，其餘均屬歌唱、音樂、古典身段、寫實電影表演等多方綜合的改良款、革新款。這些既戲曲又不是戲曲，既流行歌又民族交響的音樂，它保有傳統戲曲的美感，同時予以現代化、摩登化，讓劇場之美和電影之美兩相結合，吸納了更大範圍的觀眾群。
《梁祝》出現的時機恰好是上述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最高點。
它傳統的一面吸引了一部份的支持者，它革新、改良的一面又吸引了另一部份的支持者。當《徵信新聞》社論中指稱的「意外的波瀾」層層向外激盪時，這些屬於古典的、文化的吸引力，更激起文化界人士的高度好奇心。當年報章所謂超越社會階級的觀眾組成也如此這般地直接呈現在整個社會的眼前——有坐小轎車來的，有拖了木屐來的，有不諳國語但熱愛這些歌曲、陶醉在古典世界視聽華筵裡的；有眼高於頂、只看西片日片拒看國片的「高級知識份子」慕名而來，更有從不踏進電影院的觀眾，只因《梁祝》的轟動令他們也起心動念，想擠進戲院湊熱鬧。
1963年6月6日起，《梁祝》在《中央日報》刊登的鋅版廣告更令人大開眼界。
一連五天，《梁山伯與祝英台》的片名下方，固定摘選一位知名學者在別處發表的贊詞。這些教授、大師們的觀後感分享，將已經屬於「現象級」的《梁祝》一把推向空前絕後的巔峰。
其中最重要、影響也最大的當屬徐復觀教授在5月28日發表梁山伯與祝英台於《徵信新聞報》第六版的〈看梁祝之後〉，以及薩孟武教授於6月5日發表於《中央日報》的〈觀梁祝電影有感〉。
徐復觀直指《梁祝》以集中、凝煉的藝術呈現，使得華語電影「快從『上海的衖堂文化』及『香港的騎樓文化』中突破出來」；這樣的總體之美，帶領觀眾「面向故國河山的本來面目，這點進步不可忽視！」而薩孟武在連續引用台大教授趙蘭坪、政大教授楊樹藩等同儕學者的讚美之後，自己加上總結：「本片是中國第一部的好電影。」
《徵信新聞報》的社論對這些大學者大教授的大意見、大文章，未必全盤照收，甚至多有議論。然而這些「意見領袖」、「知識菁英」的狂熱反應，也讓我們在爬梳脈絡，思索、感受當年那份難以言喻的熱烈激動時，會停筆深思，究竟是何等壓抑與困悶，才會造成如此狂暴的反彈，形成因為文化鄉愁連帶產生的偏愛、執迷，還有前文所述那一連串的文化仰望、文化自信。
台北狂人城
1963年9月初，第二屆金馬獎的得獎名單正式公布。《梁山伯與祝英台》一舉奪得六項大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李翰祥）、最佳女主角（樂蒂）、最佳音樂（周藍萍）、最佳剪輯（姜興隆）；可惜當年並未設立美術獎項，攝影師賀蘭山的日籍身份可能也令評審無法破格給獎。
金馬評審原擬將女主角獎頒給《巫山春回》（即《第二春》的台灣片名）的李麗華，念及樂蒂是影壇後進，金馬於是以獎勵後進之心，將影后頭銜頒給樂蒂。
但關鍵的凌波，因為反串表演使得她該被歸類為女主角還是男主角，引起爭論，最後評審團決定頒發「最佳演員特別獎」給她。
1963年10月30日上午，凌波在邵氏代表團團長鄒文懷的陪同下，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從她下機的那一刻開始，整個台北所有人、所有事，全部脫離生活常軌，陷入集體的興奮與瘋狂。．
在凌波訪台的短短50個小時內，台北化身為當年香港媒體酸言譏諷的「狂人城」，電影史家則將這段激情無比的歷程，定義為一場「有史以來最美麗的暴動」。
凌波抵達台北，原本要從機場出發展開市區遊行，因影迷包圍座車，無法動彈，只得放棄計劃，直接安排凌波趕至中華民國婦女反共抗俄聯合總會，與參加金馬盛會的諸女星會合，一同晉見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接著，再轉赴台北賓館的媒體聯訪，沒想到記者擠爆會場，場面完全失控，緊接著還有餐會，以及早期金馬獎每年都有的拜壽行程，恭祝蔣總統壽比南山。
當天晚上，凌波出席由婦聯總會主辦的電影義映見面活動；由她主演的《花木蘭》於台灣光復節檔期正在台北熱烈獻映，院線組合又是遠東、中國、國都。隨片登台辦在中國戲院以及遠東戲院，義映票價為新台幣100、200、300元，兩間巨型影院座無虛席。
凌波來到中國戲院，場面再次失控，險些無法離開會場，終於飛車趕至遠東戲院，總算穩住局面，凌波在萬千掌聲中窈窕登台，獻唱一曲〈遠山含笑〉，如雷掌聲幾乎淹沒伴奏音樂。之後，她又唱了《七仙女》的董永賣身葬父、《梁祝》的樓台會「我為你淚盈盈，終宵痛苦到天明」，一人分唱二角，眾人聽得如癡如醉，最後再以《七仙女》的「龍歸大海鳥入林」一曲，結束她的登台義演。
第二天上午，前一日臨時取消的市區遊行重新開辦，這位永遠的「梁兄哥」登上綴有蝴蝶模型及「謝謝各位」字樣的花車，掃街謝票。凌波一身淺藍旗袍，白手套，頭髮包在花巾裡，不停揮手致意。下午二時，金馬獎頒獎典禮假國光戲院（即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舉行，凌波、周藍萍、李翰祥等均親自出席領獎。
凌波的花車遊行是整個《梁祝》「現象」最高潮中的最高潮。
「梁兄哥」凌波由台北市北郊住處乘車自社子換登花車，三輛警車前導開道，後面有兩輛警車護備，台北市警察局長王曜臨在開道車中親自指揮隊伍前進。花車四週則有50名徒步警員，保護車隊，不讓影迷過份接近。
一入市區，市民便呈現瘋狂狀態，尖叫聲、歡呼聲、炮竹聲，不絕於耳；車隊自重慶北路南下，轉民權路往西，再轉延平北路，行經大稻埕商圈，過北門，入博愛路，再由愛國西路轉羅斯福路，到台大再駛向新生南路，結束謝票行程。
據估計，當天約有18萬人擁上街頭爭看凌波，台灣所有新聞媒體也全數出動，台灣電影製片廠的新聞片攝製團隊更詳實紀錄了這次的花車遊行。
台灣自1950年開始蓄積的民間實力，在這一刻，就如同牡丹花盛開一般燦爛怒放。因為這位明星，更為了這部電影，這場空前的盛況成就了整個時代。
＊作者為電影史研究者，亦為編劇、作詞、導演。曾任國家電影中心研究出版組並策劃系列專題影展，2018年以《臺灣電影筆記》獲頒廣播金鐘獎最佳藝術文化節目主持人獎。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我們的電影神話：梁山伯與祝英台》（蔚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