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前四項中共取得優勢的因素，蔣都無法與之抗衡，這是他的政府目前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他需要更多美國的援助來挽救局勢。而此舉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這場中國內戰當中遭受到威脅的，絕非僅僅是中國自身而已。歷史學者曾銳生（Steve Tsang）就指出，蔣「是最早將中國內戰視為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全球衝突不可分割一部分的人」。這是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與蘇聯倡導的國際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衝突鬥爭。隨著近年來蘇聯在東歐及南歐的各種行動，終於迫使華盛頓承認，這樣的衝突正在加劇。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在一九四七年對於蘇聯的擴張做出反制的決策，這項原則性回應如今以他的姓氏命名（譯按：即杜魯門主義，杜魯門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發表國情咨文，主張：「自由人民正在抵抗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勢力征服之意圖，美國政策必須支持他們。」成為美國對外政策之原則）。杜魯門政府承諾在希臘、土耳其和其他地方抵制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並且通過被稱作「馬歇爾計畫」的經濟援助方案，協助西歐各國擺脫經濟困境，使這些國家不那麼容易受到蘇聯資助或本土生成的共產主義侵襲。當此之時，冷戰才剛以「柏林封鎖」製造出第一次重大危機（譯按：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蘇、英、法四國占領德國，首都柏林也由四國占領，一九四八年六月，美、英、法三國德占區合組為西德，三國所占柏林市區也合併為西柏林，但西柏林孤懸於蘇占區之內，蘇聯於六月二十四日切斷柏林與西德的水陸交通及貨運，只保留三條空運走廊，意在實質掌握西柏林，六月二十九日，美國開始以空運接濟西柏林，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蘇聯解除封鎖為止），而中國的命運也來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
在蔣介石（以及當時的許多人）看來，民主國家陣營與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說是迫在眉睫。美國別無選擇，只能投入戰爭― 就像當年它在日本侵略之下被迫參戰、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蔣氏堅稱，華府應該盡早採取行動。美國也應對他的政府提供全面軍事援助，因為其賡續生存對於全球自由陣營來說至關緊要。蔣政府的駐美大使顧維鈞便曾表示：「中國與歐洲實為一體之兩面，美國遏阻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政策不應有區別，偏重歐洲而輕視中國。」
對於美國杜魯門政府傾力扶植日本這個從前的敵人、將日本建設成為抵禦共產主義擴張的堡壘，卻不選擇幫助昔日的盟邦中國，國民黨高層和許多民眾一樣，感到十分憤慨。行政院長孫科就在會見美國來訪人士時大發雷霆、老實不客氣地表示：「你們在全世界打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冷戰，可是你們對中國的政策，用意似乎是在加速我們政府的解體。好像我們崩潰得還嫌不夠快、不合你們的意似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承諾當選總統後將要更加援助中國的杜威，竟然沒能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擊敗杜魯門，令蔣介石深感失望。十一月二十七日，帶著幾乎未加掩飾的迫切惶急，蔣的妻子宋美齡突然離開南京，啟程訪問美國。宋美齡在一九四三年訪美時，成功的喚起美國各界支持中國對日抗戰；這次她期望可以再一次贏得美國人的支持。
＊作者何傑明（Graham Hutchings）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和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名譽教授。他在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八年間擔任牛津分析國際顧問公司（Oxford Analytica）的負責人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中國特派記者、特約撰稿人，是中國歷史專家，也是《現代中國：崛起的夥伴大國》（Modern China: A Companion to a Rising Power）的作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