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認為發展東方各國革命而為共產革命，主要的先決條件在製造東方各國共產的幹部。一九二○年以後，在莫斯科因有一所專門培植東方各國共產黨員的「東方大學」（應稱東方勞動大學，命名史達林，簡稱「東大」）出現。校址是普斯金街附近一棟四層樓的大廈，相當宏偉。校長蘇勉斯基，在俄國共產黨中，雖不占重要地位，卻是一個具有野心的人物。學生的來源，都是由東方各國共產黨保送的，自然多是其黨員和團員。因為當時東方各國共黨組織尚未發展，不易找得黨團員，非黨團員只要思想能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人，欲列門牆，也不困難。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如瞿秋白、張太雷、陳延年等，據說就是在這樣情形之下進去的。經常學生有三四百人之多，包括有五十幾種民族。其實也不限於東方民族，像高加索、波蘭、立陶宛、芬蘭乃至法國和美洲黑人，都有參雜其中，真是一個五光十彩的民族萬花筒。各種不同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的人，生活在一塊，又都缺乏國際主義的深切修養，總不免各不相謀，互存歧見。情感上的交流，實不如一個或兩個民族共處之容易接近與和諧。好在唯物辯證法的訓練，正是要排斥這些。所以由東大出來的學生，都說不出交上一個或兩個外國朋友。這在西洋留學生看來，自不免詫為一種奇事。
在中國廣州，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政府，於一九二三年實行聯俄容共政策，證明此乃蘇俄駐華公使加拉罕和共產國際神祕人物威金斯基與越飛，秉承莫斯科的計劃在中國活動以幫孫先生革命為名所獲得的結果。是年鮑羅廷跑到廣州，不久就成了中國政治上的重要份子。革命政府與蘇俄和第三國際，自有一種不平常的國際交往。正當中國革命勢力蓬勃發展之際，中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病逝於北方。共產黨的想法，以為這是一個爭取領導的絕好機會，乃在廣州製造國民黨左右派，而煽動其內鬨，主要的手段就是利用汪精衛來打擊胡漢民先生。在上海則發動反英的「五卅」運動，擴展而有廣州的六二三慘案。結果雖使鮑羅廷失望了，也益使共產國際感覺中國共產黨人力的不夠，組織的薄弱。因之，一九二五年乃藉紀念國父孫先生為名，在莫斯科設立一所「孫逸仙大學」（應稱中國勞動大學，命名孫逸仙，簡稱「孫大」，校址在阿羅罕街），要求革命政府派遣大批學生留俄。在蘇俄陰謀還未暴露與中蘇關係未形破裂之前，蘇俄這種作法，無疑的是會使人感到愉快和信任的。國民黨接受了蘇俄的建議，在廣州公開考選了一百八十名青年（中央黨部考選一百五十名，黃埔、湘軍、滇軍三軍官學校各考選十名）；上海和平津兩地各選派（因兩地不能公開招考）五十名；通過鮑羅廷路線，特別介往者，不下三十餘人；共約三百二十名青年學生，都於一九二五年冬或次年秋，分批進入了紅色的熔爐。由廣州去的，原來約百分之九十是國民黨的黨員，而上海和平津所送的，則大部分為共產黨團員。後來國民黨員復被共黨吸收一部分，於是共黨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孫大與東大唯一不同的地方，即前者學生都是中國人，共產的味道也比後者沖淡一點。政治觀點，雖有國、共的歧異，最初相處還算很好。雙方關係之壞，是在中國國民黨清黨以後。校長拉狄克，雖是共產國際的重要角色，卻有一種學者風度，相當得到學生的好感。可惜在校不過年餘，因俄共鬧黨派關係，被副校長史達林之親信米夫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