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到凱道集會要求「還路於民」，是誰剝奪了行人路權？是誰剝奪了行人生命、健康權？是司法。
要改善台灣交通安全，由司法推動，一步即可見効：將在人行道上撞死人的，以間接故意殺人判處；撞傷人的，以傷害或殺人未遂判處。法律上非無依據，在解釋而已。刑法第13條第2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斑馬線為行人專用，開車肇事者皆知行人會循班馬線過馬路，且行人亦確信走班馬線很安全而疏於閃避。開車往行人專用道衝撞可能會撞到人，應為駕駛人所明知且得預見。尤以有駕照的駕駛人更知遇行人穿越道有人時，車輛即暫失其通行路權。既明知且可得預見，則撞人致死傷，即可解為間接故意。
全國法官若有一人敢這樣判，交通必立刻改善，有如下一實例可證。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興起飆車風，先是在淡水戰備道，之後擴及南北。在台中，則在文心路。每天晚間，飆車族成群結隊，在馬路上狂飆競速，路旁群眾圍觀，肇事死傷累累，法界皆曰「無法可管」，祇能由檢警到場勸導。
某日，台中地檢署內勤檢察官（蔡瑞煙或吳星瑩）與記者談飆車族事，記者說，公共危險罪就擺在刑法，是你們不用。檢察官翻了翻法條，立刻報告首席檢察官李光化（當時不叫檢察長），立刻召來警方開會，決定逮到飆車一律以公共危險罪嫌收押（當時檢察官有羈押權），當晚開始執行，果然收押了一批公共危險飆車嫌犯。次日經媒體報導，南北飆車風就此戛然。
法界向以保守為傳統，車禍率皆以過失論，其理由謂，肇事者開車上路都非蓄意要傷人或殺人，故以過失論。以此推論，若在鄉村水源區毒魚，毒死飲用溪水的村民，法官可以採信投毒者不是想殺人，但，他知道那是村民飲用水，投毒時必知村民喝了會中毒，只是僥倖認為，若「萬一」有人喝而中毒，「算我倒楣」，這「萬一」，解釋上就是在投毒者預期中，這是不是間接故意？司法總自以為是從嚴解釋法條，遠離了立法意旨而脫離了現實社會及民意，無異縱容或鼓勵犯罪。要改善交通，還要司法官（含檢察官）們，勇於任事。
台灣的法官很不尊重生命、健康權，在判決資料庫中隨處可見，有關車禍之刑事判決，若非經證明蓄意，都以過失論。民事部分更離譜，例如把名車撞壞板金車燈，可能判賠百萬；把人撞斷手腳，祇判賠10幾萬。把人撞死，除強制險理賠外，死了活該。生命權、健康權被踐踏，價值比車輛不如。至於車禍醫療支出，判決是用被害人自己繳費的健保給付抵償，被害人繳的保費是替肇事者保險。
司法官職務由憲法保障，待遇優渥，司法是要保護國家法秩序，服務人民。但台灣的司法官卻多在法條間咬文嚼字賣弄「獨具法眼」，常常遠離法官司法之本旨。也因司法之縱容，駕駛人都可圖僥倖，橫衝直撞如入無「法」之境，車禍致死較日本高六倍，其來有自。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