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學生回家跟家長說，「我被霸凌了！」家長隔日跟老師說，我家小孩被霸凌，老師常說，我會積極調查，然後呢？老師只能在事實程序上進行調查，但用甚麼方式，以及用什麼工具調查？目前卻莫衷一是！當然在這裡必須替老師說話，調查霸凌時老師只能做初步調查，當老師或校方調查能力有限時，政府往往在找第三方協助調查上，幾乎提供的資源太少？多為學校方面自己處理，這部分有欠公允，畢竟學校在第一線調查時壓力甚大，地方教育局應派人或聘僱駐點專業人員，如輔諮中心之心理諮商師、社工師協助查處較為妥當。
其次， 有的學校認知霸凌會採優先通報?有的學校認為霸凌情況還好，寧可採私下處理掉，不通報，通報這件事要不要規範化，如何規範化，都是問題。如果一旦硬性規定全部要通報，通報案件一多，行政調查耗費時間與公文往返將增添時間與行政成本，老師們將疲於調查，並要花時間向家長解釋，學校則擔心通報太多甚至會影響校譽形象，再者就是校長不敢承擔責任等，這些都是在面對處理霸凌案件時的認知與混亂原因。所以估計大多學校均採「校內可處理就處理，盡量以事不出校外為原則」，乞求平安過關。
吾以為，面對校園霸凌問題與處理校園霸凌要有兩套辦法，如下：
一是平日建立友善且信任之校園文化，筆者早於103年6月曾在衛福部出版之《社區發展季刊》第146期刊文，強調要建立「全校性之修復式實踐」，大致區分一般95%的師生都是安全的，只有少數5%的師生是可能有霸凌他人之傾向。作法上平日加強多做95%的安全師生工作（課程與教學），如推動創造性合作式的活動與教學，包括減少班級考試成績競爭，取消校內成績排名，多做班級課程相互合作，鼓勵資優生幫助學業成績差的同學，對於被霸凌之同學，應給予多數同學自主處理人際間問題之賦能（empowerment），以發揮制止作用，如參考國外校園設有專門為學生間衝突之「同儕調解」（高年級生對低年級生在老師見證下進行調解對話）機制；另政府幫助校方在處理校園霸凌方面，建議將通報的行政流程要更簡化與快速，寧可以正面表列或重寬認定立案處理，並針對多通報教育局的學校給予不處分，隱藏通報的學校應加重處分（校長立刻調職）。
此外亦發現，家長與民代有時過於干預、惡意介入校園處理霸凌事件，導致難以讓學校專心處理問題，建議政府視況應立規由外界專業第三方進行介入調處，如運用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或一般修復關係之調解會議（Restorative Conference）進行對話，如果家長不從結果，應讓該事引導至司法系統處理，藉此降低校方與老師壓力。
總而言之，校園霸凌準則只是幫助校方處理問題時的參考而已，其效用並不大。正確來說，當前學校瀰漫著內（師生間）外（家長與學校）互不信任感，校方只想卸責不願處理霸凌事件，這才是問題所在。
許多基層教師跟我反映，我們常常遭到家長與民代干擾校方處理霸凌事件（外面擔心校方吃案），教師很不想處理關於霸凌或性平案件，因為處理時稍有不慎，會連帶受影響？因此家長與校方常處於互不信任，就算有再多的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恐怕也只是杯水車薪，無助於看到改善的曙光啊！
＊作者為台北大學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