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於8月31日執行死囚李宏基的槍決，此為蔡政府自2016年上任以來首次執行死刑，而這也再度引起了台灣社會對於「死刑存廢」議題的討論。筆者認為，若要討論死刑於台灣之存廢議題，首先必當要回歸到國家以「刑罰」對付犯罪者之目的究竟為何，並且刑罰對於犯罪者及普羅大眾究竟有何影響？而對於刑罰本質之思索，在歷史上凝聚有三個刑罰理論，分別是：應報、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理論，以下將分別探討這三種理論對於刑罰之概念有何差異，再進而延伸去談死刑作為一種刑罰，是否真的符合其在現代人權國家之本質。
先從應報理論（Retributive Justice）談起。應報理論（又稱絕對理論Absolute Theory）相信，人擁有自由意志，可以判別是非善惡，因此若有人明知其惡，卻執意為之，就必須要為此承擔責任，而刑罰便是其必須承擔的責任之一。自己選擇的路自己要負責，應報理論的基礎即是建立在所謂「自由意志」之上。對於應報理論來說，刑罰不是追求目的之手段，刑罰本身就是一種目的，是一種對於「犯罪行為」的處置。而它的核心，便是要實現公平正義，因此罪與罰必須要是均衡的，「殺人償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便是此種思想的體現。然而，應報理論對於已經發生之惡才會有所謂刑罰的基準，對於犯罪人未來是否還會繼續犯罪，以及一般社會大眾會不會模仿其犯罪行為，應報理論的刑罰皆不過問。因此，我們可以說應報理論著眼的是已發生的犯罪行為，而非未來可能發生之惡。
再接下去我們談一般預防理論（General Prevention Theory）。一般預防理論與應報理論一樣，都相信人擁有自由意志。然而與應報理論不同之處在於，一般預防理論認為，刑罰不應該只是消極地針對過去之惡，而應該有其積極的作用，那便是預防普羅大眾犯罪。一般預防理論建立在所謂「威嚇心理」之上，社會上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慾望，而當慾望無法被滿足時，人便會感受到痛苦。然而若通過不法手段去滿足慾望所需承擔的「刑罰之痛」，大過於慾望不能滿足之痛時，人們便會做出無法滿足慾望卻守法的選擇，「亂世用重典」便是此種思想的體現。然而，不論多麼嚴苛的刑罰，都不可能完全遏止犯罪的發生，反倒是過於嚴苛的刑責，有可能會導致犯罪人在緝捕過程中的反抗更為劇烈，增加緝捕的難度。並且國家也有可能因為實施重典，而導致國家暴力的發生。因此若一味信奉亂世用重典就能預防犯罪，是不切實際且相當危險的。
最後我們談特別預防理論（Special Prevention Theory）。特別預防理論認為，刑罰之目的是預防已犯罪者的再次犯罪，使用刑罰的基準，是已犯罪者的「再犯可能性」，而非犯罪情節之輕重，或者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惡之大小。因此，在特別預防理論中，若犯罪人有極高的「再犯可能性」，那麼即使他所犯下的惡行不大，也應從重量刑，以防止其再犯。反之，若其再犯可能性低，那麼即使其惡行重大，刑罰也可以從輕。特別預防理論不相信人可以做自己的主宰，它認為人是被各種條件所支配的，而也就是這種種條件的差異，才導致了犯罪者與非犯罪者間的差別，並且這些差異是可以被查找出來，去用以矯治罪犯的。而也就是此種理論的出現，司法才會有少年法庭、外役監、假釋制度、易科罰金及緩起訴等制度的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