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了解各種刑罰理論後，相信讀者們也已清楚地認識到：究竟刑罰作為國家懲治犯罪者的手段，其目的究竟為何？那麼接著我們便進入本文的核心重點：到底將犯罪者處死是否適合做為一種刑罰（死刑）在現代人權國家使用？平心而論，筆者認為死刑（殺人償命）做為一種使罪與罰均衡的手段是事實，然而若犯下殺人罪的犯罪者是因為遭受長期的家庭暴力，才導致他的價值觀偏差並進而出現暴力行為呢？那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追究對其實施家暴者的責任？如果是，那究竟是導致犯罪者價值觀偏差的家暴者責任較重，還是犯罪者呢？又或者，如果犯罪者是因為社會資源的長期分配不均與結構上的不平等，才導致其犯下殺人罪呢？那麼我們是不是也應該連帶追究造成此種社會結構的人之責任呢？更進一步的問，究竟是誰的責任更重一些？「罪罰均衡」能適用在這些例子上嗎？現代刑罰難道除了「罪罰均衡」、「亂世用重典」外不該考慮其他因素嗎？
導致犯罪的源頭若是社會結構，那麼不去改變結構，只是單純的執行死刑就變成倒果為因。同樣地，導致犯罪的源頭若是家庭暴力，政府不積極去介入高風險家庭，而只是坐等受害者變成加害者後再執行死刑，這就叫本末倒置。更何況司法還有誤判（冤案）的可能性，死刑作為一種「不可逆」的刑罰，是否還適合存在於現代司法制度之中，相信這也是值得被討論的。
或許，台灣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問一個問題：司法把他們（死刑犯）殺了，然後呢？
＊作者為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