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新象」做事待遇不會太高，月底領薪水，有時只收到老闆寫的「I owe you」，有些家境好的還常要借錢給他應急，但在「新象」工作仍為那個年代許多文藝青年所嚮往，待過「新象」的著名女性不知凡幾，大家對許博允的行事風格，多半能體諒，很多人也以待過「新象」為榮，視為人生職場的黃埔一期。
跟博允做朋友常有的經驗也是「疾疾如律令」，霹哩啪拉突然交辦你事件，彷彿做朋友就要有做柱子腳的自覺。
有一天深夜睡夢中，突然被博允電話吵醒，他要我隔天去蘭嶼洽談達悟族（當時稱雅美人）勇士舞與頭髮舞來台北演出事宜，「新象」秘書會拿機票到機場給我……，我好像吃「新象」頭路似的，隔天一早乖乖從台北搭飛機到台東，再轉到蘭嶼，住在蘭嶼國中方校長宿舍，然後跟達悟族朋友確定演出時間、場次與演出費，完成博允交付的使命。首屆國際藝術節我被交付的另一個任務，是當陳達表演時的舞台監督，負責讓陳達上下場及演出一切順利。對博允來說，朋友當柱仔腳，天經地義，他也是這樣熱心對待朋友。
2007年初紅衫軍號稱百萬倒扁氣勢最猖狂的時候，我正在文建會服務。某天會裡有個與國際交流相關的會議，由我自己主持，博允是被邀請與會的「專家學者」之一，議程進行中只見他一身紅衫姍姍來遲，同仁引導他坐定位，前一個人發言剛結束，他立即接著侃侃而談如何與中亞加強文化交流，講完走到我身邊，輕輕說一聲有事要先離開，我知道他要回「營」繼續倒扁！
他大概是紅衫軍副總指揮（或最高顧問），經常站在指揮車上，我相信他參加倒扁只是「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不像其他人包含太多的政治算計與個人利益。不過，藝術家混在一群政客裡頭，撐場面居多，我難以想像博允在百萬紅軍面前開口講話，可能還是談國家文化預算，不然就是如何邀請羅斯特洛波維奇來台灣演奏，或是他一手擘畫的國際藝術節，講這些不被群眾轟下台才怪。
我心想穿著紅衫的「叛軍」頭目，衣服也不換一下，就深入「政府軍」陣營，來去自如，「上馬殺敵，下馬草露布」，現在是文建會，如果總統府當時召開一個國際音樂節籌備會議，或舉辦本土歌謠創作比賽，並且邀請他，這傢伙照樣一襲紅衫，興致勃勃的受邀進府高談闊論。
這種事全世界大概只有許博允做得出來。
從年輕時代開始，許博允像甘樂一樣，每天公轉自轉，轉個不停，一手處理國際藝術交流大事，舉辦甚多開創性的表演節目，也常窩在漫畫出租店角落，咬手指甲看漫畫，或在電動玩具店打電動。他平常像花蝴蝶飛來飛去，今天還在台北街頭閒晃，過兩天可能在紐約發表高見，幾個時辰之後，又看到他在記者會介紹某位國際藝術家，平常像過動兒，卻也能在某個棋界盛會大擺棋譜，一坐十幾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