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 簡稱UAW）來說，要求底特律的三家汽車製造商提供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是完全合理的。畢竟，在當前勞動力市場出現歷史性的緊俏之際，工人們得到的正是這些待遇。
但對罷工的工廠工人來說合理的事情，對整個製造業來說就不合理了。薪酬最終與生產率掛鉤，即公司員工生產產品的數量和品質。在這一方面，美國製造業公司和工人陷入了困境。這一問題在服裝和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上並不存在，這類生產很久以前就大部分轉移到海外了。這個問題存在於最先進的產品上：電動汽車和電池、發電設備、商用飛機和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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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Biden）或許正在慶祝一場以新工廠為基礎的製造業復興，但昔日製造業代表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 F）、英特爾公司（Intel Corp., INTC）、波音公司（Boeing, BA）和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 GE）的股價表明，人們有理由對這場復興的持久性持懷疑態度。上述公司的股價目前較其歷史高點差得很遠。
是的，美國公司在設計和創新方面仍然領先世界，但由此產生的產品越來越多地在國外生產，尤其是在亞洲。拜登和他的前任川普（Donald Trump）一樣，希望通過關稅、補貼和其他政府干預措施來扭轉這一局面。但是日本、韓國、台灣，尤其是中國，當然會大力干預，以幫助本國製造商。
但將製造業的表現僅僅歸因於政府政策是危險的，這低估了亞洲製造商在成本和品質上取得的進步，也低估了美國製造商的下滑程度。
自2009年以來，美國製造業每小時產出的年成長率僅為0.2%，遠低於整體經濟以及歐洲和除日本以外亞洲的其他經濟體。
機動車製造業的情況尤其糟糕：從2012年到去年，生產率急劇下降32%，儘管這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說美國工人生產率不夠高，並不是說這是他們的錯；畢竟，生產率取決於工人以外的諸多因素，包括管理決策、供應鏈、公共基礎設施和監管。例如，根據華盛頓智庫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的數據，美國製造商使用的機器人遠遠少於競爭對手，尤其是台灣、韓國和中國的競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