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指出，結果習近平的策略非但沒有實現市場自由化，反而扼殺了民營部門，並導致近年來資本淨流出中國。儘管他在任期間的經濟成長下降，但中共宣稱這是「更高品質」的成長，可以避免不平等加劇及生態破壞等。然而，如今中國經濟成長依然緩慢，加上青年失業危機與房地產業的債務負擔可能引發更廣泛的金融崩潰，評論人士再次呼籲習近平解決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國內消費基礎不足。
然而，這些呼籲可能不受理睬，對習近平來說，刺激國內消費不僅是總體經濟政策的疏忽，還與他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願景衝突。習近平看到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及中國的全球地位都受到與美國意識形態衝突的威脅時，對他的中國願景存續來說，刺激中國國內消費這個對策比經濟停滯的問題更糟糕。
此外，習近平似乎也與毛澤東一樣，對開放民營企業的危險抱持懷疑態度，轉而集中精力進一步集中控制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習近平將優先事項放在這些領域，往往反映出他執著於避免蘇聯式的崩潰；中共仔細研究蘇聯的解體，避免自身出現這樣的結果。1990年代，中共對蘇聯解體的分析非常關注計畫經濟（planned economy）的問題及其未能充分供給人口的問題，這讓接受市場改革成為維護政治穩定的合理方法。然而，在習近平時代，對蘇聯崩潰的分析反映了不同的優先事項，還變得越來越狹隘，而且首先集中在意識形態。
當今中國社會主義學者認為，蘇聯垮台是因為其執政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失去信心，變得自滿及貪腐，從而與人民失去聯繫，而人民同樣不再相信黨的意識形態。當代的全球事件加劇這種內在的恐懼。「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及後蘇聯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發生後，俄羅斯及中國都認為西方正利用民主化來削弱其敵人，其中俄羅斯與中國首當其衝，他們普遍擔心政治顛覆及意識形態顛覆，尤其是習近平擔心自己可能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
因此，習近平似乎認為，比起進一步市場改革，重申黨的角色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活力是更迫切的任務。他以大規模的反貪腐運動開始其統治，清除前任領導人底下可能對習近平不忠的潛在競爭對手及官員，這不僅為國家帶來寒蟬效應，也對擔心被捲入清洗行動的商界領袖產生了寒蟬效應。這場運動也是為了淨化中共，恢復民眾對中共的信心。隨著時間過去，隨之而來的是中國政府重新嘗試對民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打擊「歷史虛無主義」（historical nihilism），並增加黨在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包括在民營企業內部設立黨支部來幫助確保民營部門的決策與中共的目標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