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往往把銀本位確立歸功於明代，但明代官方對銀的態度分外矛盾，經歷了從最初抗拒到最後接受。他們剛開始沿襲元代做法，試圖用紙幣代替銅錢和白銀，在大明寶鈔的設計中，基本態度就是民間金銀只能賣給政府。
禁止白銀是為了推廣紙幣，不讓白銀與紙幣競爭，反過來說，紙幣的沒落與退出，則源於白銀的勝利與地位的確立。根據經濟學家塔洛克的研究，明朝紙幣的退出存在臨界點，也就是十四世紀九○年代早期。明朝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銅錢流通被暫時禁止，但到一四○○年紙幣已經跌到了其面值的三％，即使明朝官員自身也怨聲載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歷史發展往往不以帝王意志為唯一，貨幣更是如此。明初的白銀禁令其實一直沒有被嚴格遵守，尤其是所有濫發紙幣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貶值問題。到了明英宗一四三六年登基之後，不得不「弛用銀之禁」，《明史》記載「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此後對此也有反覆，甚至「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最終到明穆宗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宣布「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從此，白銀正式獲得應有地位，完全貨幣化，成為十足的貨幣。事實上後來俸祿也逐漸白銀化，明朝最終邁入銀本位大門。
歷史的政治皮肉肌理之下，稅賦始終是歷史變動的主要動脈，而貨幣則是其中的綿密經緯。明代白銀禁而未止，首先在於白銀證明了自身適用性。帝國需要賦稅維持，而「一條鞭法」之類的改革使得田賦徵收更有效率。「一條鞭法」經張居正於萬曆九年（一五八一年）推廣到全國。關於「一條鞭法」對於白銀的影響，學界很早就注意到，比如經濟學家梁方仲教授早在一九三六年就曾指出其不僅在田賦史上是一大樞紐，更可以說是現代田賦制度的開始。從此田賦的繳納才以銀子為主體，打破三千年來的實物田賦制度。清代思想家魏源則認為，宋明之前，白銀不是貨幣，稅收由錢糧改白銀導致了白銀的全面流行，「宋明之前，銀不為幣……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布天下」。
銀本位表面與「一條鞭法」直接相關，事實上也與白銀流入存在隱祕聯繫。「一條鞭法」的推行意味著以往的徭役和其他雜役等折算成銀兩繳納，值得指出的是，這一政策最早從東南沿海省分開始推行，原因在於那是白銀浸潤之地，「那裡銀子充裕，同時由於大規模的貿易和商業，在商業事務中長期以來都願用銀兩」。隨著這一政策推廣到全國，銀本位逐漸得以確立。
帝國政權的經濟命脈在於金錢，潰敗總是先從財政開始，又以財政結束。無論永樂皇帝朱棣遷都北京還是日後鄭和下西洋，如此政治上的大手筆意味著需要經濟上的支撐，這些變化使得白銀在官方系統中有機可乘。以遷都為例，明初百官俸祿原本是江南官田，不久後改為祿米，中葉之後更是部分改為錢鈔。永樂遷都，導致京師官員俸米支取不便，不僅要憑俸帖支取俸米，而且往往折價。宣德年間（一四二六至一四三五年）江南一帶推行金花銀折納田賦，所謂金花銀本來是足色有金花的銀兩，後來成為全國折糧銀代稱。到了明英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年），更是推廣金花銀法，銀開始成為稅賦的主角，又過一百多年後才經由張居正改革而完成田賦的白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