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台灣姊妹會」二十周年，一個意義非凡的日子。
時間拋給南洋姊妹的，不僅僅是一卷已然攤開的信札，寫著家鄉滿滿的祝福；還有很多異鄉尋岸的流離詩行，書寫著女性生命追尋自主與共同的足跡。這是普獲總統文化獎的姐妹會，一趟真實的心路旅程。
1995 剛邁入30歲中期的我，延伸著1980年代在《人間雜誌》和1990年代初期在菲律賓的民眾戲劇追尋。我的腳蹤來到美濃，當時，返鄉成為鍾永豐與鍾秀梅開展社會運動到社區運動的重要指針，沿著菸樓座落的方位梭巡，朝向現在稱之為黃蝶翠谷的翠綠，當年的反水庫運動於是如此逐步展開。
恰恰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受到當年也參與返鄉運動的夏曉鵑邀請，前往美濃將戲劇轉化為文化行動，對象是當年稱做「外籍新娘」的南洋姊妹。記憶，在血液深處淌流，因為，那是最初的戲劇文化行動。除此之外，美濃是我父親曾經於我年少時抄寫鍾氏客家族譜的「原鄉」，這項文化行動顯得格外深富意涵。因為，多少呼應著後來客家族群以新住民為新客家的召喚。一句常言：「日久他鄉成故鄉」，對於南洋姊妹形容貼切；於我而言，也有穿梭的足跡錯落其間：父親曾經來此找尋宗族傳承的蹤影，我在年歲攀越青年之後，也來此「他鄉」找尋第二故鄉的駐足之地，無形中，恰與嫁到此地的南洋姊妹，有著某種相互的回應。
作為最初開展南洋姊妹運動與研究的學者，夏曉鵑從來不將知識鎖在研究室裡；象牙塔外，陽光滿滿，是我對她多年來一貫非常深刻的印象。當年，她熟悉著巴西「被壓迫者教育學」的思想與實踐，將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 教育哲學運用在底層教育的領域中。面對「外籍新娘」姊妹們，她追尋著識字的足跡，將之轉化為文化行動的自我與共同身份認同的覺察。這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並讓我深刻理解在實踐的介面上，知識人如何與民眾產生對等的學習。
「識字」是很基層的教育工作，也因為很基層，教育者很容易取得指導的位置，但這「位置」卻也提供指導者，從生活上向學習者學習的機會。這是一件很有啟發性的對話關係。有一件案例，很值得提出來檢討：有一回，我在和姊妹上工作坊時，我希望以李白最為膾炙人口的詩行：「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作為身體雕像的表達，因為這會涉及她們具體的人生處境：從自己的家鄉來到異鄉台灣。當我開始在黑板上寫這兩句詩行時，一位安坐小學生課桌椅的姊妹，帶著些許羞澀舉起手來，以家鄉口音的客家話向我說：「教我們怎麼看公車站牌去高雄比較好…。」話說得有些轉彎，意圖卻很直接，她的意思，我很快意會過來，便是希望我們能以戲劇課程的形象塑像，帶進符合她們生活需要的識字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