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辛吉總是回避一個問題，即他能從他鼓吹的對華政策中圖到多少利潤。季辛吉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表許多想在中國尋求商機的公司，而這些公司付給季辛吉大筆的錢。一九八九年他發表那些為中共辯護的言論時，他組建了一個名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夥公司，與他的老熟人榮毅仁負責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合資在中國投資。美國全國民主政策委員會(National 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的Scott.Thompson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發言中指出，季辛吉確實從那些在中國有投資的公司那裡拿到大量酬勞。
顯然，由於季辛吉這樣的原美國高級官員又從中幫忙，使美國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大的中國遊說集團，這個集團不願意批評北京當局的人權記錄，反對與中國「對抗」或制裁中國，並藉此撈到了可觀的利潤。此中要害是季辛吉、黑格所扮演的雙重角色，他們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響力公開地或私下地推動美國的政策，然後個人也從中國漁利，這個樣式，其實就是後來在中國氾濫成災的腐敗模式。
（那時候，中共成功打破西方對華制裁，乃是頗有研究價值的一段中國外交史，足可列為美國對中國政治研究的一個課題，即「分化西方」，至今如此——又及）
「六四」後中共的對美外交，從一開始就不純然是被動式的「韜光養晦」，而是力圖影響美國的公眾輿論和政府決策；不僅僅是無孔不入的活動，包括私下遊說的宣傳、威脅和恐嚇，還包括購買或盜竊技術。美國政府和公眾對中國問題的種種爭論，已經被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由原美國高級官員組成的集團所支配，而這個集團的人則通過推銷他們所主張的對華政策獲取暴利，中共慣於以發動經濟戰相威脅，企圖這樣來改變美國的國家政策，這種做法在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是罕見的。
中共當年「懲罰波音公司」的深遠意義。總理李鵬一九九六年取消了購買波音飛機的承諾，改從歐洲的空中客車公司購買了價值十五億美元的飛機。他極為露骨地說明了採取這個做法的原因，因為歐洲領導人在「對華合作時不附加政治條件，而美國人卻任意地威脅要制裁我們。」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對美政策之所以能明顯地收效，恰恰就是因為中國政府把經濟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經濟上的利誘和懲罰來向美國索取政治讓步。
卸任的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十分灰心喪氣地說：「我們在中國問題上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當我們對付中共時，我們在歐洲和日本的盟友們卻拖我們的後腿，把合同搶走。」今天，這種策略已經進一步挑唆法國的反美情緒，最近法國總統席哈克北京之行，不僅簽了十二億合約，還同中共一道譴責「美國霸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