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伊案進入司法程序後，珍．羅伊跟諾瑪．麥考維就分道揚鑣了。珍．羅伊由考菲和威丁頓駕馭著，作為原告在聯邦法院的軌道上行進，她的命運將由各級聯邦法院的法官決定。諾瑪回到生活日常，再過三個月就臨產了，無論如何，她已經錯過了在任何地方合法墮胎的時機，最緊迫是找到收養即將出生的孩子的人家。那是麥克拉斯基律師的工作。
法院安排在五月二十二日開庭，考菲和威丁頓緊鑼密鼓準備法庭辯論。被告韋德有兩名律師。一名是縣檢察院為本案專門聘請的律師約翰．托爾（John Tolle），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把信仰的激情傾注於律師職業，相信自己是在為未出生的「小羅伊」辯護，保護一個完全無助的個體生命，還有將來所有未出生的胎兒的生命。韋德的另一名律師是德州總檢察長指派的州助理檢察官傑伊．佛洛伊德（Jay Floyd）。開庭前，考菲和威丁頓需要諾瑪在一份證詞上簽字，但她居無定所，幾經周折才打聽到她的下落。那時候，諾瑪已經臨近預產期。多年後，考菲的祕書回憶，說看到諾瑪來辦公室簽字，已經是臨產的樣子，「一個瘦小的女人像懷裡揣著個大西瓜」。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兩點鐘，法院開庭。三名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坐堂聽審。諾瑪沒有出現。考菲首先陳述了程序事宜，再由威丁頓陳述實體法律問題。那是她們律師生涯中第一次在法庭做陳述。威丁頓十分緊張，她的聲音顫抖，抬頭看到休斯法官對著她微笑，才逐漸平靜下來。她向法庭申辯，珍．羅伊有權自己決定是否終止懷孕，這屬於她受憲法保護的隱私權，德州法律禁止墮胎，違反了她的憲法權利。後世一些律師、法官和法學家主張，婦女墮胎權應當屬於憲法保護的平等權，歸入隱私權過於牽強。但觀念世界的法理學說是一回事，現實世界的法院訴訟是另一回事。籠統來說，美國法院遵循判例原則。憲法明確規定了少數幾項權利，最高法院稱之為「基本權利」，在解釋基本權利涵蓋和適用的範圍時，律師和基層法院不能隨意引申，必須看此前上級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決中是否有先例。
憲法中沒有規定墮胎權，所以，如果原告指控德州禁止墮胎的法律違憲，必須在憲法中找到一項基本權利，引用此前法院的判例，論證墮胎屬於那項基本權利。最高法院此前沒有支持墮胎權的判例，在這種情況下，律師在起訴時必須依據在事實上和法理上有可比性的判例。考菲和威丁頓發現，在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跟墮胎問題最具可比性的是一九六五年判決的「格雷斯沃德訴康乃狄克案」。在那個案子中，最高法院判決，康乃狄克州禁止避孕的法律違反了原告的隱私權。最高法院認為，雖然憲法中沒有明文規定個人隱私權，但憲法第一、第四、第九、第十四修正案隱含著對隱私權的保護。這是考菲和威丁頓依據的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