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瑪第二次見到考菲時，是在達拉斯北郊一家披薩餅店。她見到考菲就緊張，但那一次有威丁頓在場，氣氛就不同了。威丁頓只比她大三歲。多年後，諾瑪回憶對威丁頓的第一印象：「她陽光、開朗，有魄力。我第一眼就喜歡上莎拉。」兩位律師問她，是否認為婦女應該有墮胎權。諾瑪想墮胎，當然支持婦女墮胎權。不過，她對為婦女爭取權利不感興趣，只希望自己能墮胎，而這正是她想要，卻無法從兩位年輕律師那裡得到的。考菲和威丁頓需要一名原告，這是她們能從諾瑪那裡得到的，她們需要一位想墮胎而不得的珍．羅伊。
對莎拉．威丁頓來講，作為原告的珍．羅伊身上也有她個人的影子，這不僅是一場代理諾瑪．麥考維的官司，也是她暗中為自己打的一場官司。法學院最後一年，威丁頓發現自己懷孕了。她跟男友都沒有固定收入，打幾份工維持學業，不想輟學養育孩子。但德州禁止墮胎。一位朋友建議去墨西哥，給他們介紹了一位曾在美國留學的墨西哥墮胎醫生，費用四百美元，只收現金。威丁頓和男友湊齊了醫生的收費和旅費，從一位父親是醫生的朋友那裡討了一包強力止痛藥，又打聽到當地一名外科醫生的電話，萬一墮胎出事故，用來聯絡急救。某個週五的早上，他們開車從奧斯丁出發，來到德州和墨西哥邊境的老鷹關（Eagle Pass），在一家汽車旅館登記入住後穿越邊境，來到墨西哥一側的皮德拉斯．尼哥拉斯鎮。兩人在約定的地點見到聯絡人。威丁頓在自傳中回憶，她跟著一名穿白襯衣、褐色褲子的男人進入一條沙土胡同，來到一所低矮的白房子前，裡面就是墮胎診所。幸運的是，一切順利。
一九七○年三月三日，離諾瑪的預產期還有三個月，考菲去達拉斯聯邦地區法院遞交了訴狀。她用兩張個人支票付了三十美元起訴費。當時，她的月薪是四百五十美元。「羅伊訴韋德案」正式進入聯邦法院程序，達拉斯縣檢察長韋德成了被告。但真正應該列為被告的是德州總檢察長和州長。考菲和威丁頓沒有訴訟經驗，法院接到訴狀後也沒有要求她們改正。韋德是達拉斯的顯赫人物，以秉公執法著稱，在數十年檢察官生涯中，他公訴了無數起大案要案，光請求法院判被告死刑的案件就有三十起，只有一起沒有成功。他的哥哥曾因酒駕被拘捕，韋德依法公訴，判處哥哥監禁。甘迺迪在達拉斯遇刺後，他曾負責監督起訴犯罪嫌疑人。德州從州總檢察長到各縣檢察長都是民選產生，每次競選，韋德都高票當選。
就個人觀點而言，韋德並不反對墮胎。他同情一些懷孕婦女的遭遇，覺得對於不想生孩子的孕婦來講，有合格的醫生幫他們墮胎總比由沒有醫生資格的人胡來要好。但作為檢察官，他要在其位，謀其政，在法律和同情心之間，儘量掌握某種平衡。德州法律沒有給合法墮胎留下空間，但在針對墮胎醫生執法時，檢察官抬高一下公訴的尺度，許多孕婦的命運，尤其是經濟狀況拮据的窮苦孕婦的命運，就少了一些艱辛。德州禁止墮胎的法律主要是針對做墮胎手術的醫生和協助孕婦墮胎的人員。作為檢察長，他從來沒有起訴過墮胎的婦女，對一些比較安全的地下墮胎診所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他會把無視孕婦生命的墮胎醫生繩之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