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能夠成功移居至香港，他們以新策略行事。他們利用雙元文化網絡與技能，建立新事業與業務，專注經營跨太平洋的網絡流動，從一九五〇年代起推動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出口導向發展。這些跨商之跨太平洋策略不但能夠累積財富，且也能催生新的經濟權力關係與特權。這有別於世界其他後殖民地方，在那些地方，權力關係往往與國族國家環環相扣。這些跨商送自己的兒女到美國留學，入讀美國之大學，使之能夠繼承其無形資產，且也資助其他香港居民留學於美國，使之能夠協力於美國冷戰項目，乃至以美國方式重塑香港教育模式。這些活動令香港的跨太平洋之教育與商業網絡流動急速增長，香港這個英屬殖民地因而能夠扮演重要角色，令中國得以在一九七一年中美貿易關係恢復之後，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跨商」、美國與香港社會發展
簡而言之，跨商是英治時期香港社會美國化背後的重要推手。他們利用美國人脈，引進美國資金與知識，協助興辦學校、建設大型屋苑乃至發電廠、支撐香港工業發展，甚至在冷戰時期以香港為中心，串連中美關係，為共產中國爭取美國最惠國待遇，方便其融入美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此過程中，美國角色透過跨商之仲介，與港英政府協力，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猶如第二管治梯隊。跨商之源起，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的中國長江流域。當地的傳教士學校，以及其時中國的洋務運動，令美式教育逐漸成為中國新一代精英搖籃，與美國之間的連結，亦為這些精英造就事業發展機會。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不少中國精英南移至英治香港，展開新生活。他們善用美國人脈與資源重整事業，其事蹟繼而成為本書所述的跨商故事基礎。
本書所提的其中四個案例，包括：一，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二，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立與發展；三，美孚新邨之源由；四，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這四個案例都頗能反映美國角色如何透過「跨商」，與港英政府協力，參與香港發展，甚至將香港經驗輸出國際。
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同樣得到美國國務院補助，金額達一百二十萬美元。甘迺迪中心之成立，是為紀念甘迺迪這位遇刺的美國總統，這所中心為特殊兒童提供教育。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則為三百四十位殘障成年人提供職業治療與訓練。這些社區建設成立的目標有二：一，孕育「香港公民」意識，令香港民眾自力更生；二，培訓香港潛在工業勞動力，為香港工業發展奠下基礎。同類社區項目，多由美國傳教士以及華人基督徒精英參與營辦。他們在中共建政之後，從中國大陸移居至香港。事實上，世界復康基金會本地主管萊斯（Halleck Rose）是美國退休外交官。對港英政府官員乃至華人而言，這些社區建設有助穩定香港社會，他們樂觀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