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跨商能夠有所發揮，前提必須是要世界要有全球化的意願。在這種環境下，國際結構裡才會有建立和維持跨越空間的需求。一旦在遠端尋找商機、政治機會和連結少了必要性，跨商及其網絡的價值就會下降。二戰後和冷戰時期，美國在赤區外推動的自由國際秩序，基本上就是聯合了美國的資本、技術和市場，拉近不同地方的勞動和天然資源，後來還加入的戰後重建工業的西歐和日本。冷戰末期，中國也首先利用自己的勞動和市場資源，投入這個全球價值和產業鏈，讓它更加蓬勃。跨商在這種環境下，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本和人際網絡，幫不同的產業找到連接和賣點，建立商機和成功尋求利潤，也同時讓如香港的樞紐區從中獲益。不過，在二十一世紀一零和二十年代，為全球經濟和政治龍頭的美國、歐洲和中國，卻因為內部發展不均，以及美中競爭，對持續全球化的興趣下降。這個趨勢，也就削弱了跨商及其據點的重要性。
全球化之未來與香港
所以香港近十幾年的的經歷，也部分反映了全球化的命運。香港二十一世紀的前十來年，經濟迅速成長，但貧富差距日趨嚴重，也因此造成社會反彈。在這方面，與許多全球化的中高收入經濟體，大致經驗相同。在國際層面上，全球化的張力，以及美中相對實力的變化，造成對全球化過程的信心大幅度流失，美中競爭加劇。一但世界對全球化的需求降低，跨商能發揮的空間也會跟著調整。
香港的跨商，在這種環境中，一方面是設法繼續跨太平洋經商利益串連，另一方面卻在政治上與中國共產黨靠攏，希望能夠從中得到好處。可是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轉向「內循環」，而美國及其盟友同時為了「減低風險」（de-risking），開始強調生產、科技和價值鏈「上友岸」（friend-shoring）和「上自岸」（on-shoring），然後又碰上新冠疫情，這些種種原因造成跨商的空間縮小。香港在新冠疫情減緩後，也因為大環境的改變，即便能夠使用國安法強制壓下抗議聲音，也無法找回經濟動力。
跨商雖然對於香港的興衰起伏相當關鍵，不過他們仍然只是全球化香港的一面。香港之前的成功，也在於社會能夠歡迎和容納來自不同背景的個人和群體，給他們足夠機會和空間。從中國到香港的歷代普通移民，在二戰後給經濟提供廉價和勤奮的勞動力。與東南亞不同地方的各種連接和人脈，給香港更多貿易機會和小型資本可以流動的去向。一般香港市民本身的努力和精力，也給城市帶來活力，讓它對世界更具有吸引力和魅力。這些不同面向，共同建立了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後，大家所熟悉的繁榮都市。這些全球化在香港呈現的面向，光靠跨商，甚至跨國知識份子，是無法完全達成。從這個角度理解，香港之前享受的成功，不是因為是英殖民地，或是回歸後以中國管制的區域，而是香港在適當的時間點和環境，能夠充分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靈活與世界各地建立和維持不同的溝通、商業、文化、思想和技術管道。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本文選自《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台灣季風帶）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