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社會、經濟生態向來相當多元。其中一環是跨越地理的人物、資本、技術和知識。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的《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關注點就是其中精英、技術和資本的「跨商」環節。
這個來自中國各地的精英層跨商及其後裔，在二戰和國共內戰結束前後，為了保住自己和家人的安危，決定舉家攜眷搬到英屬香港。雖然在一個當時對他們而言相當陌生的地方，不過因為自己的背景和各種社會、經濟優勢，這群人很快就不但能夠立足，而且連接當時正在崛起的美國經濟和政治勢力，將香港變成一個重要的國際商業據點。他們成功利用香港如水般的社會和經濟流動性，協力奠定了香港在二十世紀下半和二十一世紀初，作為全球主要國際經濟樞紐之一的地位。
跨商雖然離開了他們在中國原居地或起初經濟發達的地理區域，有些還將他們能夠移動的財力帶入需要外來投資的香港，但更重要的是把他們的精英網絡引進香港。這種社會資本，雖然無影無形，也沒有辦法直接以金錢或物質來衡量，可是卻無比地關鍵。如親情和專業的聯繫，即便是間接而非直接，往往會讓人容易引起共鳴，對彼此有超過一般的信任。經常會因為這類關係所產生的想像和信用，使人偏向透過這些管道切入陌生的環境。類似的網絡經常會呈現在校友、同鄉、宗親、宗教、商會、專業協會等自發的組織，時不時也會觸碰到一些利益交換。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搬遷到香港的跨商，利用美國崛起、中國對外受限的環境，經營類似於信任和利益交易，把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資本帶入香港，換取當地的廉價勞力，或者將來自中國貨品轉手，間接替中國賺得外匯，不但自己發達，還推動香港經濟快速發展。
香港的繁榮基礎
香港近幾十年的繁榮，在某程度上，代表跨商靈活應用手上的非物質資源，和成功地充分利用當下機會。這種現象，不單在香港可以觀察得到。新加坡、瑞士、盧森堡等地，也一樣在物質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人脈關係和資本網絡，將自己涉入全球價值鏈，建立長期經濟發展和穩定。二戰後的台灣和韓國，其實一樣，利用戰前已經建立的人際、技術、學術關係，引進美國援助和資本，和後來的日本資本，讓自己經濟能夠快速起飛，只不過台韓選擇以更果斷投入製造業的方式，參與國際生產鏈。《香港製造》書中所討論的跨商網絡和全球化過程，雖然把焦點放在香港和太平洋對岸的交流，但是形容的是在冷戰時期，美國大國影子下，非赤區的一種生態。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冷戰的結束，增加了全球的需求，讓有跨商背景的經濟和國家更能夠發揮這種國際樞紐或買辦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