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與「故事理論」
習近平時代高調稱頌被人認為已經成為歷史垃圾的「楓橋經驗」，其要點被總結為：堅持和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圍攻、驅趕外國記者和鏟除內奸抵制農夫山泉就是輿論界的「楓橋經驗」。
我曾經指出，儘管「楓橋經驗」來自上世紀六十年的階級鬥爭，是浙江省寧波專區諸暨縣楓橋區產生的依靠群眾就地監督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並為歷屆中共政權反覆利用，但是，動員和利用群眾並不是中共的發明創造，它來自居心叵測的「境外勢力」--法西斯群眾動員理論，幾乎是所有獨裁政權維持統治秩序的手段。
這也讓我想到《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故事理論」。赫拉利認為，智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講故事。通過故事，互不相識的人們可以建立信任，憑著一紙貨幣或者電子數字從事貿易；通過講故事，無冤無仇的人們也可以不共戴天，互相殺戮。他說，在二十世紀，人類主要講了三個故事：基於民族國家的法西斯故事，基於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故事，和基於人權觀念的全球化故事。前兩個故事都導致仇恨和殘殺，後一個故事則是尋求愛與和平。
按照這個劃分來觀察當代中國人的命運，我們會很悲慘地發現，前兩個故事中共都講過並且還在講，其代價是千百萬人的生命；後一個故事中共一直拒絕講，因為它的傳播意味著專制的終點。
＊作者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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