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是以社會身分為別的戶計，這些戶計的社會身分特殊，蒙元因此另外管理。這類的戶計主要有賤戶（奴婢、娼妓等）、驅戶（有家的驅口，驅口即是奴隸，最初來自於俘虜）、斷案主戶（因案沒官或給予事主的罪人家屬）、投下戶（屬於貴族封邑的百姓）、怯憐戶（屬於君主與后妃的百姓）等。第三種是以族群身分為別的戶計。政府文書中可以看到依照族群身分分設戶計的做法，此時就有南人戶、北人戶、蒙古戶、契丹戶、女真戶等設定。
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戶計，即宗教戶計。這類戶計有僧戶（佛教僧侶）、尼戶（比丘尼）、道戶（道士）、女冠戶（女道士）、也里可溫戶（基督教人員）、回回戶（伊斯蘭教信徒，元人稱「木速蠻」，即穆斯林）、答失蠻戶（伊斯蘭教士）、迭里威失戶（伊斯蘭教蘇非派成員）。這類戶計的規範對象是宗教人員，其中有出家眾與教士，也有一般的信徒。
宗教戶計的設定，一是基於方便管理，二來也有優禮宗教之意。由於宗教人士常有獨特的生活方式，不易承擔一般世俗人員的賦役規範，獨立管理會是比較適合的做法。蒙古人一直重視宗教信仰，對於世界各地的宗教也一視同仁，全都用心尊崇，於是在獨立管理後，就能方便政府採取比較優待的賦稅徵收方式禮敬這些宗教人員。同時，蒙元也要求這些宗教人士為國服務，除了主持宗教儀式外，蒙元朝廷基本上希望他們做好一件事，那就是向上天祈禱國運昌隆、君主福壽萬年。
如同族群分類，蒙元未曾針對所有的戶計進行一次全面而系統的說明，前述介紹的戶計分類，其實是不同時間不同規範的彙整成果。族群政策與戶計制度的發展過程，某種程度也反映了蒙元朝廷的治事思維，遇到狀況再設法解決。這種因事設制的做法呈現出一種務實的風格，可是在制度逐漸成形後，各項規範的邏輯關係與整體章法的系統性就會有所不足了。
九儒十丐
諸色戶計中有種專為儒士所設的「儒戶」。儒戶之設，約是源自西元一二三八年的「戊戌選試」。蒙古滅金之初，華北士人顛沛流離，死難者眾，倖存者多淪為驅口。經由耶律楚材的建議，蒙古決定安頓儒士，於是辦理選試，入選者被編入儒戶。在後續制度完善後，儒戶應盡的國家義務也漸清楚。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中書省下令儒戶每家每代需有一人讀書習儒，習儒子弟可以在家學習，也能就讀官學。儒戶不用負擔差役，可以減免賦稅，相關待遇大致比照宗教戶計。
對待儒戶的措施，透露出蒙元對於儒士的看法。對漢人世界而言，儒士是知識菁英，是文化與傳統的承擔者，但對蒙古世界而言，最初卻難有這些認識。在接觸後，蒙古高層開始察覺到了儒士擁有兩種不錯的實務功能。第一種是治理漢地的才能。成書於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六）的筆記《南村輟耕錄》中，作者陶宗儀曾記，有次耶律楚材聽到一名善於製弓的西夏人獲得重用，便向窩闊台汗提醒，如果製弓需要弓匠，治理天下也要「治天下匠」，窩闊台汗聞言後就開始重用耶律楚材。不清楚陶宗儀如何得知這則故事，但從《元史》也留下了相同記載，或是抄自《南村輟耕錄》，或是來自不同的來源，這則故事元末明初時已被認為是種歷史事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