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認同中國到重新認識中國
環顧全球華人和華文政論界，李怡和他的雜誌允為奇葩，是記錄中國、臺灣和香港數十年變化與互動的溫度計。當然這首先得歸功於香港的中介地位，它的新聞自由和法治在華人社會是獨一無二的，如今香港情勢轉劣更加無法複製。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毛澤東基於實際需要，定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讓英國繼續統治香港。換言之，中國在冷戰時期受西方圍堵，香港是中國通向西方、打破孤立的主要視窗，中國不但從香港獲取西方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各方面情報，香港更為中國賺取巨額外匯（1980年以前高佔六成到八成）。在英治時期香港「有自由，無民主」，當局制訂遊戲規則，允許國共雙方在架構內建立輿論基地，相互攻伐，矛盾化暗為明，文鬥不武鬥，港英政府則居中操縱局面（李金銓，2022，頁410-412）。李怡說：
我的生活時代是中國、臺灣和香港經歷極大變遷的時代，而我置身在觀察、報導和評論者三地大變遷的敏感傳媒當中，經歷在香港最能夠自由報導海峽兩岸事態的時代，也眼看著香港這地方新聞自由的失落。（頁800-801）
李怡的優勢在哪裡？右派報刊支持臺灣的國民黨，以僵硬蒼白的方式反共，漸與香港的主流民意脫節。左派報刊受中共控制，「寧左勿右」， 在香港左派暴動之後和文革時期，幾乎一敗塗地，更造成了輿論真空。縱然港英允許左右派報刊存在，但它們各說自己機械乏味的「黨話」，而且黨同伐異，在香港社會毫無公信力和影響力。《七十年代》於1970年創立時，投資者是上海書局左派商人，屬於「灰線」的外圍刊物，不由中共直接控制，故有一定的靈活空間操作，不必緊跟極左的思想和政策，而「紅線」的正統喉舌——如《大公報》《文匯報》——則被黨組織管得動彈不得。
《七十年代》初創時，正值中國文革的高峰，雜誌不是直接為中共當局宣傳，而是在國際舞台上反美、反越戰、反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迎合北京統戰意識和宣傳需要。「保衛釣魚台運動」，以及中美關係的突破，更提供《七十年代》發展最大的機遇。1970年美國協議將於1972年把沖繩交給日本，1971年以留美臺灣學生為主力爆發大規模釣運，在美國六大都市示威遊行，嚴厲譴責國民黨當局對日示弱，喪權辱國。這些留學生不滿當年在臺灣接受國民黨的愚民教育，不信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到了美國校園受到左派反帝反建制的氛圍影響，轉而在海外認同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香港的右派刊物當然不敢碰不利於國府的消息（包括保釣運動和後來臺灣的黨外運動），左派報刊則建立頑強的敵我意識，處處覺得必須「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只有外圍的《七十年代》敢於掌握難逢的時機，在夾縫中大顯身手，除了大量摘錄留學生刊物，並請《大公報》寫手寫他們不能在自己的正統左報發表的文章。之後，中共進入聯合國，中美關係逐漸解凍回溫，釣運迅速變質為親中的「統一運動」，掀起海外華裔學者專家的訪華狂潮，《七十年代》如果不是左派的言論堡壘，至少居中協調，提供載體，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怡自嘲是當了中共「有用的白痴」（詳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