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企業在全球價值鏈步步高升，從勞力密集的輕工業轉進高附加價值的產業諸如營建、造船，最終發展出汽車、電子等高科技製造業。南韓的發展型國家運用策略性關稅、出口獎勵、政府補助研發、國家管制投資資本分配等做法，締造了持續開展的工業轉型。
南韓本土企業的規模與層級持續提升，居領導地位的財閥企業如三星與現代是多角化經營、組織整合的龐大金融與工業集團，它們在就業市場占了極大的比例，同時也是工業與出口產值的大戶。
朴正熙政權處理一九七三年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油價飆升危機的方式，充分顯示南韓對於經濟發展的積極做法，尤其是朴正熙致力於擴張性、出口導向的措施。在這方面，南韓與臺灣的對比特別有啟發性。我們在第四章談過，國民黨藉由一套保守的貨幣政策，來因應石油危機引發的通貨膨脹。基本上，國民黨將經濟的步調放慢到幾乎停滯。相較之下，南韓採取遠比臺灣積極的策略。朴正熙並沒有像國民黨那樣抑制貨幣供給，而是為了採行擴張性政策而擴大貨幣供給，包括接受新的外資貸款。朴正熙的策略是提升出口貿易，在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七年間增加為三倍，從三十三億美元增至一百億美元。南韓以擴大出口的方式來走出危機。臺灣為了因應石油危機，在一九七四年將經濟成長率放慢至一％；但同樣處於石油危機高峰期的南韓，一九七四年成長率是八．三％，一九七三年更高達一四％。
從經濟成長的觀點來看，一九七○年代的南韓可圈可點。不管以哪一項指標來衡量，南韓經濟都是突飛猛進；一九七○到一九七九年間的年平均成長率高達九．六％；同一時期人均收入從二百四十美元增加至接近一千六百美元，短短十年內增加將近七倍。南韓製造業愈來愈能自給自足，倚賴進口工業投入的程度隨之降低。南韓採行出口導向策略得到回報，出口總值成長將近十七倍，從一九七○年的八．八億美元成長到一九七九年的一百四十七億美元。
南韓經濟發展的發生背景是威權統治，催生出政治要求高漲的社會，一方面對政治改革滿懷期望，一方面對欠缺政治改革滿懷挫折。儘管南韓經濟成長率搶眼，對朴正熙政權的反抗卻日益升溫，情勢愈來愈急迫。
南韓中產階級的規模在一九七○年代壯大，調查顯示他們雖然是經濟成長的受益者，但是除了尋求經濟穩定性，他們也要求漸進的政治民主化。
勞工階層運動人士覺得他們被南韓經濟轉型忽略，勞工示威抗議因此如火燎原。朴正熙以日益嚴厲的鎮壓回應，但也因此引來更多的批判、更強的反對，為威權國家體制與南韓社會的衝突火上澆油。
一九七○年代將兩位異議政治人物推上政治的風口浪尖，金泳三與金大中都主張終結威權政權。一九七九年秋天，釜山大學的學生對殘暴的朴正熙政權及其高壓的維新憲法發起示威，全國各地都有學生與運動人士響應，加入批判朴正熙政權的行列。他們對朴正熙發出強而有力的訊號：這個威權政權已經盛極而衰。希望的微光閃現，藉由實力轉向民主的前景浮現在地平線上。
然而一個驚天動地的轉折，改變了南韓的歷史進程。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南韓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刺殺朴正熙。朴正熙遇害過程的細節至今仍有謎團未解，許多人相信殺機起自中央情報部與朴正熙親信之間的權力鬥爭。另一種推測指出，當時統治階層某些領導人認為政府做得太過火，應該要降低鎮壓力道；他們反對朴正熙，因為他堅持加強鎮壓。無論朴正熙是什麼原因遭到暗殺，他的暴斃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南韓社會的反威權行動一時間風起雲湧。
＊作者為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研究專長為民主與獨裁的政治與歷史，特別專注於東南亞地區；黃一莊Joseph Wong，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國際副校長，曾任該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