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美之後，黃茉莉除了照顧兩個孩子之外，還做過自由撰稿，在梅西百貨公司工作，最後從事了自己感興趣的活動策劃，至今20年了。黃女士坦承，「印尼是我的第二個家，美國現在是我的家。這是一個在我需要的時候給予我安全感的國家。」
妹妹黃珍珠則說，侄兒陳福鍇自小就移民美國，所以後者是他唯一知道的國家。她認為，像侄兒這樣選擇離開印尼華人的後代，其實就是「離開的一代」。黃珍珠認為，印尼政府需要採取具體措施，比如在教育領域改革提及1998年這樣的黑暗歷史，也在學校課程中討論和反思， 從而重塑公民對國家之信任。
國家認同
許多同樣在1998年後移居海外的印尼華人，則不大願意接受記者的採訪。
印尼華人青年聯合會秘書長葉展德（Candra Jap）就向BBC強調，當年的悲劇留下了很深的創傷，讓他們再也不願談話過往：「另一方面，到現在似乎也沒有明確的責任歸屬！」至於對於像陳福鍇這樣的後代，葉展德認為他們是只知道「成長國家才是家」的這一代人，而「他們試圖抹去痛苦的創傷， 直到不再想記起印尼」。
瑪麗莎（Marissa，化名）清楚地記得，1998年5月她家附近出現的橫幅上寫著「印尼土地是印尼人的」。當年她只有11歲，家人被迫逃到位於西爪哇，他們工人的老家。現在，38歲的瑪麗莎與美國公民丈夫和兩個孩子一起生活在中國杭州。他們計劃之後搬去台灣。
瑪麗莎向BBC坦言，離開印尼是因為她覺得待在印尼「不對勁」。尤其是因為「華裔印尼人和印尼人之間存在著疏離」。
「作為華裔印尼人後代，我們在家被教導印尼人和我們華裔是不同的人……這就是來自我們家族的洗腦！」她說自己不同意這種差異。
根據瑪麗莎的觀察，即使生活在中國，也仍有來自印尼的朋友一旦涉及這個問題， 立即就會指責土生土長的印尼人是排華問題的元兇：「我認為98年發生的一切，讓這種情況變得更糟。」
98年的排華暴動意味著什麼?
印尼獨立智庫根塔拉研究所（Gentala Institute）傳播與戰略研究所長陳姝伶（Christine Susanna Tjhin）告訴BBC，1998年5月暴動對印尼社會確實是一個「轉折點」。
陳女士稱：當時政府進入蘇哈托發起的「新秩序」政治運動，卻以最壞的方式失敗了。這對印尼的多元化和族群問題造成負面影響。但也是因為這場暴動，相關的改革被下一屆政府啟動了。
（編者按：「新秩序」是印尼前領導人蘇哈托在1966年掌權後，為與前任總統提倡的「舊秩序」政治運動有所區別而使用的政治詞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