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美之後,黃茉莉除了照顧兩個孩子之外,還做過自由撰稿,在梅西百貨公司工作,最後從事了自己感興趣的活動策劃,至今20年了。黃女士坦承,「印尼是我的第二個家,美國現在是我的家。這是一個在我需要的時候給予我安全感的國家。」
妹妹黃珍珠則說,侄兒陳福鍇自小就移民美國,所以後者是他唯一知道的國家。她認為,像侄兒這樣選擇離開印尼華人的後代,其實就是「離開的一代」。黃珍珠認為,印尼政府需要採取具體措施,比如在教育領域改革提及1998年這樣的黑暗歷史,也在學校課程中討論和反思, 從而重塑公民對國家之信任。
國家認同
許多同樣在1998年後移居海外的印尼華人,則不大願意接受記者的採訪。
印尼華人青年聯合會秘書長葉展德(Candra Jap)就向BBC強調,當年的悲劇留下了很深的創傷,讓他們再也不願談話過往:「另一方面,到現在似乎也沒有明確的責任歸屬!」至於對於像陳福鍇這樣的後代,葉展德認為他們是只知道「成長國家才是家」的這一代人,而「他們試圖抹去痛苦的創傷, 直到不再想記起印尼」。
瑪麗莎(Marissa,化名)清楚地記得,1998年5月她家附近出現的橫幅上寫著「印尼土地是印尼人的」。當年她只有11歲,家人被迫逃到位於西爪哇,他們工人的老家。現在,38歲的瑪麗莎與美國公民丈夫和兩個孩子一起生活在中國杭州。他們計劃之後搬去台灣。
瑪麗莎向BBC坦言,離開印尼是因為她覺得待在印尼「不對勁」。尤其是因為「華裔印尼人和印尼人之間存在著疏離」。
「作為華裔印尼人後代,我們在家被教導印尼人和我們華裔是不同的人……這就是來自我們家族的洗腦!」她說自己不同意這種差異。
根據瑪麗莎的觀察,即使生活在中國,也仍有來自印尼的朋友一旦涉及這個問題, 立即就會指責土生土長的印尼人是排華問題的元兇:「我認為98年發生的一切,讓這種情況變得更糟。」
98年的排華暴動意味著什麼?
印尼獨立智庫根塔拉研究所(Gentala Institute)傳播與戰略研究所長陳姝伶(Christine Susanna Tjhin)告訴BBC,1998年5月暴動對印尼社會確實是一個「轉折點」。
陳女士稱:當時政府進入蘇哈托發起的「新秩序」政治運動,卻以最壞的方式失敗了。這對印尼的多元化和族群問題造成負面影響。但也是因為這場暴動,相關的改革被下一屆政府啟動了。
(編者按:「新秩序」是印尼前領導人蘇哈托在1966年掌權後,為與前任總統提倡的「舊秩序」政治運動有所區別而使用的政治詞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