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雖然六四運動作為中國社會的血色傷口，至今已逾漫長的三十五年，但由於在延續性的官方體制之下，其並不具備迫切可圖的政治紅利，其平反時日，似乎注定遙遙無期。香港雖曾因每年自發有序的燭光守夜而被譽為中國社會的「良心」；然自反送中運動以來，卻因社會安全秩序等口實被加以制止；而原本佇立於港大的「國殤之柱」，亦不得不以復制品方式流亡德國。在此等「翻天覆地、形格勢禁」的變化之下，香港基督教媒體仍以頭版留白、輔以社論等方式予以公開紀念，實乃世間一道真實的亮光。
對話與寬恕
如果說基督教《時代論壇》之社論在於提醒民眾「守護歷史的記憶」，天主教香港主教周守仁樞機同時於《公教報》發出的另一篇紀念文章《就是每年這時期》，則公開呼籲「寬恕不代表忘記，上主不會先要求悔改」。此篇文章的重點在於修和，即意在促進當局與受害者家庭走向對話，並為之搭建起一道尋求治愈之橋梁。
事實上，2012年在六四運動二十三周年紀念之際，學生領袖柴玲女士亦曾借一封英文公開信表達過對鎮壓者的寬恕。其於信中宣稱說：「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1989年衝進天安門廣場的士兵……」，並且「只有當我們真正寬恕時，持久的和平才會到來。」
然而，由於柴玲敏感的學生領袖身份、不惜流血的訪談主張以及其本人並未付出的流血犧牲，此種單方面的個人性「寬恕」，難免再次埋沒受害者利益，引起其家屬在內的強烈抵抗。譬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在公開的回復信中指出，在鎮壓中死去子女的「天安門母親」抗爭，是為了尋求「真相、賠償與問責」；而其他學運領袖亦指責柴玲：缺乏真相與公義的寬恕，是對犧牲者的不公。
而在六四三十五周年之際，當時事件所有決策者均已離開人世；且香港的變化雖已容不下一場公開的燭光守夜；但周守仁樞機所持的寬恕卻首先直指：「那些需要寬恕、卻沒勇氣去尋求它的人」，以及「即使在我們還處於罪過而又未認罪的狀態時」。顯然，這更多在於對當今北京政府的牽引與鼓勵，在於溫和地促其正視歷史事實，並勇於反思重大歷史性錯誤。
這對於六四三十五周年前夕，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發出公開信、尋求與政府能就相關問題進行「平等、真誠對話」的「天安門母親」群體，無疑是極其有力的道義支持。在復雜的現實考量之中，雖然有觀點認為：「習近平不需要去背負當年鄧小平留下的歷史責任」，從而應著手處理六四留下的政治負資產；但其如何樹立「英明的形象」而又不至於使共產黨驀然失去合法性，似乎仍然不可避免地成為其考慮之焦點與公眾矚目之所在，這亦包括大量當年親身參與六四、爾後卻成為體制內既得利益者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