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就在頭頂，每個人都有，很公平。
──倪匡
如果不逃到香港，連繼續活下去的機會都沒有
倪匡的父母在一九五○年都去了香港，父親在香港荷蘭好實洋行保險部當職員。七個兄弟姊妹中，有一半都留在中國。大哥倪亦方一九四九年考上燕京大學，與余英時是前後同學，為完成學業拒絕去懸掛英國旗的香港。倪亦方大學畢業後到鞍鋼工作，因為技術問題與蘇聯專家發生分歧，遭批判、被免職，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再算上「反對蘇聯專家」的舊帳，打成「現行反革命」，送到勞改農場關押一年。文革中，作為「老運動員」，又被整得死去活來。
倪匡來到哥哥家時，反右運動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哥哥讓倪匡住一個多月，但無法為其報戶口。倪匡決定：先去上海，再尋找機會偷渡到香港找父母。他勸哥哥一起逃亡，倪亦方斷然拒絕。兄弟倆分道揚鑣。倪匡反共立場十分堅定，曾寫下口號：「愛國必須反共、反共才是愛國。」他認為中共完全違反人類的歷史文明，「共產黨最可怕之處是要洗腦，控制別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產黨的制度裡只會變成完全服從的機械」，「沒有一個中共黨員是無辜的」。
倪匡坐船去上海，暫住舅公家。有一天，他得到消息，說有人可以幫忙去香港定居，他找上門一問，發現是幫人偷渡的「蛇頭」。收費很貴，會說廣東話的人，是一個價格；不會說廣東話的人，是另一個價格。坐小船的，是一個價格；坐大船的，是一個價格。他不會說廣東話，要求坐大船，需要付四百五十元人民幣，那時是一筆巨款。
接到啟程通知後，倪匡先是坐火車去廣州，三天後偷渡去澳門。在澳門住幾天，再由澳門偷渡到香港。他乘坐一艘運菜的船，與十幾人被塞進船下的暗艙，到了公海沒人巡邏時，才能上甲板休息。曾有人撰文說，倪匡在偷渡路上「吃棉花」、「吃老鼠」，倪匡說，全是胡編亂造，他們一路並未受太大的罪，到了九龍，就在一個碼頭偷偷上岸。
翌日，倪匡等一眾人被帶去政府機構辦身分證，填表，給一張照片。由此，他成了香港公民。此後六十多年，他再未再踏足過中國。他到香港第一次感受到自由，是到公園，躺在草地上，發現沒有人理睬他。
初到香港，倪匡沒有學歷，又不會講廣東話，只能去做體力活，什麼雜工都做，但他非常開心。三個月後，他看到一家報紙徵稿，用一個晚上時間寫了一篇一萬字的小說，題目為〈活埋〉，講述土改時一個地主婆抱著孫子被活埋的故事，其中有「土埋過胸口時，奶奶拍著孫子說，一會就好了，不悶了」的情節，驚心動魄。（多年後，武漢作家方方也寫了一篇土改題材的小說《軟埋》，很快被查禁。）他去報社領稿費，竟然是九十元！那時，他每天打工的工錢是三塊五，除去給工頭的六毛，只有兩塊九。一篇文章的稿費比一個月的工錢還高！他發現寫文章可以餬口，他的寫作生涯就這樣卑微地開始了。從此，他專心寫作，從未被退稿，再到後來，他的稿酬達到無人能及的天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