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這麼認為,因我已做了全島的採訪,寫過兩本描寫社會運動的書《民間的力量》和《強控制解體》。我的現場採訪告訴我,這不是一場要打掉資本主義、拆掉私有制、改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只是一群在戒嚴體制下,對台灣未能實施現代化社會所應有的社會機制,諸如:議會政治(國會全面改選),工會有集會、結社、罷工等勞動四權,農地可以自由買賣,環境要保護⋯⋯。僅僅是農地一項,就完全是資本主義的思路。根本和左派的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但我無法和一群熱血的人去說,而只是寫在自己的書裡。可是因為和慶黎很熟,她常找我去聊一聊,跟他們喝喝酒。但我不知道慶黎要談什麼事。
「慶黎是讓我來轉達她的想法。」林書揚先生說,「她認為你不僅能寫作,還有很強的行動力,又比較能結合年輕的朋友,和各方面都可以相處,現在那邊有需要,所以讓我來勸你,擔任一項重要的工作。」
「有什麼需幫忙的嗎?」我問道。
林書揚溫煦的笑著說:「他們是認為,你比較信任我,別人不一定可以說得動你,但你會聽我的。」他兀自笑著說。
「啊,其實慶黎也可以自己說。」我忍不住笑起來。
朋友都知道,我視林書揚先生如「思想的導師」,一個生命都奉獻出去的理想主義者,他有任何需要,赴湯蹈火,我都會去做,難怪慶黎要他出面。
「慶黎是想要請你去接勞動黨的祕書長,因為你跟各方都可以相處。現在他們內部吵得很凶,你是知道的。」他微笑著說,「好了,他們要我說的,我現在算說過了。要不要做,由你自己來決定。」
他看我無言沉默著,兀自喝了一口茶。
「現在我說一說我個人的想法。」他繼續說,「你最主要的能力,還是在寫作,你的志趣也在文化,你如果在媒體工作,可以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也比較能夠為窮苦弱勢的人說話。現在的媒體,為弱小者說話的地方太少了。我認為你還是要在文化界工作,比較能夠發揮作用。那邊的事,還是讓他們自己去做吧。他們要我說的,我都說了。但你還是做你自己該做的吧。」
我默默的點點頭。能夠這樣了解我的性情志趣,考慮周詳,真誠待人,我只能說,他不僅是「思想的導師」,更是「生命的導師」。
他其實是在保護我,因為那些美國留學回來的,總是以「左派」自居,語言中不時夾雜著文革的一些批判用語,而我便曾經被他們說成了「資本家的兒子」,但我父親從一個農民走向工商社會所付出的代價,我母親為票據法被通緝而逃亡,而坐牢,全家幾乎瀕臨破產的命運,誰會願意傾聽呢?他們只是喊著口號的一群狂熱份子罷了。
更何況他們根本不了解台灣社會底層的真實生活,而我至少是認真走過底層社會採訪過的。
但這些都無法去說,因為你無法跟喊口號的人說理。
幸好,林書揚先生為我擋掉了那些麻煩。
他依舊維持著讀書和寫作,陸續出版了有關二二八、白色恐怖、冷戰體制分析等的書,繼續用那純真的熱情,陪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一起閱讀,一起成長,繼續傳揚他的理想主義,直到最後。
直到最後,我都未曾想像過他會離去。彷彿生命的導師一定會陪你一生,如此理所當然。
直到2012年10月12日那天,知道他過世的那個夜晚,才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失去,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那種理想主義者的純粹、真誠,和把生命奉獻給受苦者的熱血,竟漸漸凋零了。那憂傷,是無聲的看著暮色,那樣明亮鮮紅,那樣燦爛輝煌,卻將要逐漸轉入於虛空的憂傷啊……
夜深時,我彷彿看見他剛剛從監獄出來的時候,中年的風霜的臉上,安安靜靜,坐在書桌前,支頤沉思,用一雙微笑的眼睛,叩問著:「生命啊,應該是怎麼樣的一種活法?」
*作者為詩人、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暗夜傳燈人》(時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