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陸續釋放以後，只有兩個人未放：林書揚和李國民。老同學告訴我，李國民已經精神失常了，社會還注意著的時候，放出來會讓當局很難堪；林書揚是政治犯的領袖，思想深刻，理論造詣深厚，不敢放他出來。
相反的理由，竟同樣的關著。這是何等的反諷！
在老政治犯的奔走和國際人權組織繼續「關注」下，他們終於在1984年釋放了。林書揚被關了34年又7個月，他可能是歷史上關最長的犯人吧。
首度在士林見到他的時候，我凝視著他的眼睛，好像被綠島的海洋洗得太久一般，透明，乾淨，澄澈。時光只在他的面容留下痕跡，卻讓他的眼睛有一種堅毅的沉靜。
安靜而狹窄的屋子裡，還空空蕩蕩，只有一些帶回來的書籍，和朋友送的書，放在桌上。他沉靜如一個思想家，坐在翻開的書前面，站起身，沖杯茶，回來了，微笑著說：「生命總是要碰上許多磨練，把它當成磨練，當成革命的鍛鍊，總是體驗著人生的過程，不斷的讀書，追求思想的進步，這樣的度過了⋯⋯」
34年的光陰，青春到白首的歲月，彷彿只是一瞬，他依然是那個追求知識的學生，只是從學校到了牢房，牢房回到社會，作伴的，依然是書，是知識的追尋。
他說，自己在獄中，總是問自己，「生命啊，應該是怎樣的一種活法」，來逼問自己，讓自己一刻也不敢鬆懈。「因為，人的一生如果不能追求精神的提升，為追尋的理想奉獻，而只是追求物質的欲望，那和動物有什麼不同？那樣的活法，怎能算真正的活過？但如果可以為理想而獻身，即使犧牲了生命，甚至在獄中一輩子，才算是真正的活過。」
在他的身上，我終於見到一種「活法」，一種生命的典範。為了革命的理念，為了生命的理想，他可以坐牢半生，無怨無悔。
出獄後的他讀書寫作，參與社會運動，彷彿傳教的先知，帶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一起讀書，一起討論最難懂的《資本論》，也帶著年輕人一起翻譯編寫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史》，那浩繁的長卷。
1980年代末，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工黨成立，後分裂而有勞動黨。林書揚參與了勞動黨的組黨工作。有一天，他把我找去士林的住處，安靜坐下，溫和的說：「慶黎讓我找你談談。」
「啊？有事需要我幫忙嗎？」我說。蘇慶黎和我相當熟，我常常幫她寫稿。他們組黨的事，我並不認同，因為工黨好不容易才成立起來，工人需團結都來不及，現在就分裂，也未免太草率。但我是在媒體工作的，和他們算是好朋友，無法說什麼。他們來詢問我意見時，我坦率的表達過疑慮。
蘇慶黎是其中最主要的籌畫者，勞動黨的祕書長，但搞得焦頭爛額。只因內部有許多分歧的意見，不少從美國留學回來的自認是左派者，看著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以為革命形勢一片大好，而工黨的主席王義雄太保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