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ke up our quarrel with the foe
To you from failing hands we throw
The torch; be yours to hold it high
If ye break faith with us who die
We shall not sleep, though poppies grow
In Flanders fields.
——In Flanders Fields，By Lieutenant-Colonel John McCrae
對一個平凡人而言，一百年是極為漫長的，倘能有幸見證自己的百年人生，則殊堪羨佩。但於一個國家、一支軍事武裝力量而言，一百年卻只是彈指一揮，猶如白駒過隙。從民國13年（西元1924年）中國廣州的黃埔建軍、建校迄今，百載之光陰，作者之所以認為對中華民國國軍來說，不過是轉瞬即逝，乃是因為從百年前「怒潮澎湃、黨旗飛舞」的《黃埔校歌》聲響徹廣州珠江直到當下，國軍一直都處在作戰之中而從未停歇——這當然包括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東征、北伐、剿共、抗日、國共戰爭、臺海戰爭、滇緬泰寮邊區游擊戰；但另一個更容易被忽略的戰爭，是那些已經陣亡殉職、化身土雨而與天地共壽的國軍先輩，他們的有形或無形之豐碑、墓塚，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戰場而遍及於中國神州大地——這個戰場的交鋒不是刀槍、不是硝煙，而是思想的碰撞、靈魂的博弈、爭取輿論的對抗。一言以蔽之，黃埔建軍一百年來，人心的爭奪戰從未停歇、也從未結束。
從黃埔建軍伊始，作為陸軍官校內的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親國民黨的「孫文主義學會」之間，衝突頻頻，這種文鬥，其實是國共大武鬥的前奏。誰是革命的主導力量、誰對東征與北伐貢獻最大、誰是抗日的主力、誰的主義代表中國最光明的前途，諸如此類問題的對撞和交鋒，並不會隨著國軍在1949年從中國大陸撤退而結束，反而是更加激烈和廣泛。在歷次戰役中已經陣亡、殉職的國軍官兵或黃埔子弟紀念碑、公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了人心之戰的標的，直至今日，甚或可能還要延續到未來。
具體來說，黃埔建軍以及後來對日抗戰的歷史詮釋主導權之爭，指向了一個最為根本的問題：中國共產革命在1949年的成功，究竟是必然、還是諸多因素疊加的綜合結果？這對現今處於中國大陸執政地位的北京而言無比關鍵，直接牽涉到執政的歷史合法性。中共官方黨史一直秉持的立場是：中共最終承擔起救國重任，取得共產革命勝利而成為執政者，是「歷史的必然」與「人民的選擇」，因為其他任何革命道路都走不通。按其論，既然共產革命勝利是歷史必然論的產物，那麼黃埔建軍也就必然成為共產革命敘事的一部分，因為那時中共已經成立，而且確有中共黨員在陸官中活動、工作。因此只有強化論述中共在黃埔建軍、建校中的不可替代性和重要性，才能讓「中國共產革命必然勝利論」更加具有一種邏輯上的合理性。畢竟，我們始終不能忽視的是：由黃埔所組建的國民革命軍，是近代中國以來第一支政治建軍、以「革命」話語作為軍隊思想養成教育內容的武裝，這一武裝經歷了東征、北伐、抗日，掃除被稱為「軍閥」的各地方勢力，又成功抵禦外侮，贏得八年抗戰的勝利。國民革命軍登上歷史舞臺，讓「革命」——不論是北伐統一中國的社會階級革命、還是以抗戰為代表的民族革命，成為了不可動搖的社會家國圖騰和信條。因此，奉「革命」為宗的中共革命史觀之創造者、參與者和編修者，絕不會讓中共自外於黃埔建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只有將中共與黃埔建軍聯繫得更緊密，中共的「革命性」才能更加凸顯。循此脈絡，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北京官方黨史何以將國民政府的「清黨」稱之為「背叛革命」，並將其視為「國民革命失敗」的歷史轉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