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民眾高儲蓄率的支持下，政府有足夠的資金來應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問題，最後只會有一部分最脆弱的國企需要面臨破產重組。政府也有能力說服私人大型企業向政府支持的公有企業投資。比如在二○一七年夏天，阿里巴巴、百度和騰訊考慮到聯合經營的收益，決定投資中國的電信公司中國聯通。儘管政府在二○一七年採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影子銀行依舊成為銀行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國的銀行體系主要還是國有性質。在二○一五年八月股災之後，人民幣對照美元貶值百分之四，中國政府便即刻採取了一系列穩定措施。在面臨各種情況的時候，中國政府都展示出了透過貨幣和財政政策應對的能力。例如，它持續嚴格控制人民幣，在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不允許民間自由兌換；它控制資本流向，自二○一六年開始，限制中國企業，尤其是私人企業，在境外進行投資。在這些努力下，經歷了二○一四到二○一七年的外匯流失（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從二○一四年六月的四兆美元，下降至二○一七年一月的三兆美元），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終於在二○二四年三月底趨於穩定，達三點二四五兆美元。
運用這些類似「柯爾貝爾主義」（Colbertism）和「戴高樂主義」（Gaullism）的政策，中國政府正在引領中國經濟走向現代化。中國政府在二○一五年春天宣布的「中國製造二○二五」戰略也體現了它的野心：中國不僅僅要成為世界製造業的龍頭，也要在未來世界的高級、精密、尖端產業中占據一席之地。「中國製造二○二五」有一個關鍵指標：在二○二○年前提升關鍵零組件產量百分之四十，並在二○二五年前提高百分之七十。為了實現此一目標，政府透過直接或間接的形式，促進科研（預算超過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創新的發展，推動諸如電動汽車、機器人、人工智慧、航太航空、生物科技和微電子技術等「高精尖產業」的發展。同時，中國政府也意識到私人企業在創新方面的重要角色，透過補貼的形式鼓勵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開展合作，並鼓勵具備充足資本的大型私人企業，在境外收購高科技領域為首的公司，以期幫助中國更快地掌握關鍵技術。美國、歐盟與日本、南韓、臺灣等國家對先進技術轉移祭出禁令，讓中國在科學與技術領域追求更加自主的腳步加速，宏觀來說多少也是為了與前述經濟體脫鉤。儘管中國政府在經濟成長方面遭遇難題，但目前仍算是成功達標。總之，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完成經濟轉型，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更有可能完成這一使命。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法國政治學家、漢學家和亞洲問題專家，也是台灣女婿。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來自法國學者的觀察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