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政府已經知道，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處理以下經濟問題的時間點：從依靠投資和出口到內部消費、創新和服務業發展的經濟轉型；地方政府和企業嚴重的債務問題（二○二三年國內赤字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二百八十八）；在重工業（鋼鋁製造）、船舶建造、電動車、太陽能板、水泥生產等領域嚴重的生產過剩問題。前述的問題也因為地方保護主義、許多經濟部門缺乏全國市場的事實，以及美國、歐盟對部分中國出口商品（例如電動車、電池與太陽能板）實施禁令而更形嚴重。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當生產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過高，而科技和人才優勢仍不足以與發達經濟體抗衡的時候，國家經濟便會失去競爭優勢。
以上這些風險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中國的經濟學家早已了然於心。經濟轉型的道路漫漫，目標尚未實現，而政府自二○○八年以來，一直依靠公共投資刺激經濟發展。大量經濟主體的債務存在於一個與傳統銀行體系並行、不受監管的金融體系（即影子銀行），沒有人知道這個體系內真實的債務數字（據信占總債務的一半），也沒有人能夠控制這些經濟活動。雖然政府從二○二二年開始打擊影子銀行，但影子銀行仍是規模達三兆美元的產業。以建築業為代表的重要行業未能及時調整供需關係，已經導致了嚴重的泡沫。有些泡沫已經在部分地區，尤其是那些「三線、四線」的中小城市破裂，導致房地產價格下跌。在二○一八年春天「爆發」的中美貿易戰，也影響了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體的信心，令人民幣貶值，也使得中國經濟發展放緩。新冠危機落幕以來，經濟問題不斷累積。要知道，世界上目前只有像日本、韓國和臺灣等少數經濟體成功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
儘管如此，中國政府依舊很清楚，經濟領域是他們的重中之重。我認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更具備解決上述大部分經濟問題的實力。儘管中國民眾的儲蓄率很高（二○二三年為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十二，二○○八年則為百分之五十二），民眾的消費還是有不斷增多的趨勢，從二○一○年占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三十五點六，來到二○二一年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二。雖然這個比重仍舊較低，但是在二○二○年代，消費將貢獻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十一，高於二○一○年代的百分之四十一。與此同時，投資在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將由百分之四十二下降至百分之三十四。服務業經濟也預期有大幅成長，其占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已由二○一○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和二○一三年的百分之四十六，升至二○二三年底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六，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家庭消費結構有所調整。一部分勞動密集型工業（紡織、製鞋、小電器）已經離開了中國，轉向東南亞、南亞甚至是非洲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