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意識到，中共政權不太可能選擇臺灣的民主化路徑，也不太可能擁抱新加坡的半民主化政體。
自上而下的、臺灣形式的民主化進程可能性較小
第一個困難源自中共在思想和政治層面，對一切形式民主的堅決牴觸。一九四九年流亡至臺灣的國民黨，在意識型態上偏向自由主義，而他們僅僅只是以國共持續內戰為由，將民主化進程推遲到了一九八六年左右。對於很多中國的自由派和異見人士來說，臺灣模式是一個民主制度與中國傳統文化兼容的絕佳範例，也展示了一種能夠有序和平地走向政治自由化的路徑。不過如果中共真的決定要走這樣一條路，它一定會先面對黨內領導層的一場意識型態破裂。
第二個困難來自於兩個政權的「起點」不同。自一九五○年以來，雖然臺灣實行了戒嚴令，國民黨也實施了多種嚴格的限制，不完全的、地方的選舉活動仍在進行。在那個時候，臺灣的反對派人士是有權利以「黨外人士」身分參選，也正是這些人士在一九八六年組建了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當時蔣經國總統還沒有解除戒嚴令容忍民進黨的建立。在中國卻不是這樣：村民選舉被共產黨嚴格控制，基層人民代表大會禁止任何真正獨立的個體參選，更別論那些有組織的反對勢力了。大部分的中國人對這些選舉根本沒有興趣。原因很簡單：選舉沒有什麼意義。選舉活動仍然處於初級階段，雖然有一些領導人做出了承諾，但選舉形式絕不會出現在體制的更高層級。不管是黨內或黨外，習近平更不喜歡不知道結果的選舉。
第三個不同，是兩個政權所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的不同。與美國的結盟令臺灣政權受到了來自外部的民主壓力；而中國與美國在意識型態、戰略和經濟層面的競爭關係反而增加了中國民主化的困難—幾乎沒有可能引入任何形式的多元多黨政治制度。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力已經如此強大，以至於那些最大的民主國家也已然選擇放鬆在人權和政治改革方面對中國的施壓。
在臺灣，蔣介石之子蔣經國是一個具有魄力的人物；他藉助個人魅力，成功地將臺灣帶入─民主化進程—在國民黨高層反對這一舉措的情況下，將反對黨合法化，並於一九八七年取消戒嚴令。但是，就算中國有像習近平一樣強勢的人物，中共的一把手是否能夠在沒有支持的情況下推進民主化進程？當然，如果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選擇支持總書記，習慣性服從的傾向有可能令政權支持這項改革措施。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如果黨內幹部的權力和特權受到威脅，在中共體制內各個層級都會出現反抗。和國民黨政府相比，現在中國的黨和國家融合程度更深，而龐大的體量令整個體系更加分散，這個黨國機器會有更多手段去抵抗民主化的改革。除非那位改革派領袖決定發動群眾的力量，尤其是公民社會的力量來推動改革，則有機會取得勝利；但這種做法實際上與中共的政治文化相左，並有可能會打開一個連自己都無法控制的潘朵拉寶盒。
兩個政權間還有最後一個不同：區域地理和人文的不同。中國的行政區劃眾多，人口龐大，因此自上而下的民主化進程會更為緩慢、不均勻，因此會存在區域差異。一旦這種民主化進程開始，這一舉措可能會令地方反對勢力獲益，增大暴亂甚至內戰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得到地方菁英的支持，一個大國的民主化進程會存在更大的風險。
向新加坡的半民主形式發展？
自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開始，中共便十分欽慕這個城邦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現今仍然有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知識分子認為，新加坡是一個中國可以效仿的範例。新加坡在李光耀（於二○一五年逝世）的領導下於一九六五年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而新加坡的成功除了因為這樣一位領袖之外，還有許多與中國不同的地方。因此，對於北京是否能夠真正完整地學習這個政治模範，我們要持懷疑態度。
首先，與中國不同，儘管有所局限，新加坡一直都存在民主選舉的多黨制。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是李光耀及其兒子，以及一直到二○二四年的總理李顯龍的政黨，長年控制新加坡議會（二○一五年以來占據議會八十九個總席位中的八十三席），其反對黨能夠獲得議會大多數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像二○一一年主要反對黨工人黨贏得議會六個席位，都引起了人民行動黨的高度關注。
作為英國前殖民地，新加坡也因此繼承了普通法系的司法傳統，這一點與香港較為相似。李光耀在早年是一名偏左派的律師，也因此一直致力於保持這一傳統。雖然在那些涉及異見人士的案例中，新加坡的司法系統都會表現出嚴重的局限性，但其法院所維護的司法安全，仍較__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可信，也因此吸引了大量跨國公司和外派人員的入駐。
新加坡也同時繼承了英國的反腐敗機制，在一九五二年成立的「貪污調查局」直接向總理負責，這種獨立性確保其工作效率。新加坡另一個低腐敗的因素，是其公務員的「高薪養廉」機制。
顯然，新加坡政府與中國一樣，追求穩定的社會和政府的控制。但是在新加坡，紙質和電子媒體、網際網路和社群網路享受更大的自由空間。雖然近幾年，為了應對中國的崛起，新加坡與美國在安全領域的合作更加緊密，但是這並沒有影響這個城邦國家的內部政治局勢，新加坡社會仍然具有較為自由的政治氣氛和環境。
最後，新加坡與中國在國土面積上的差異比臺灣更大，這點無需贅述。因此，即使中共會選擇學習一部分新加坡的經驗，它並不能，也沒有意願複製新加坡的模式。
結論：向威權主義、菁英主義、家長制、帝國式方向發展
與臺灣和新加坡的巨大差異，以及上述的影響因素，令中國政權幾乎沒有可能走向民主制度。儘管在背離它原有社會主義願景的路上愈走愈遠，中共會繼續在適應和現代化的同時，維持其對政治體制的壟斷權力。中共會在不更名改姓，也不挑戰建國者的偉大迷思（一九四九年的「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毛澤東）的前提下，推崇國家儒家主義思想，對其加以利用，尤其是其中的威權主義、菁英主義、家長制和帝國元素。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中共會繼續專注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現代化，並在其中擔任關鍵角色。裝備更為強大的解放軍會繼續支持這個政權。政府行政體系日漸強盛，將會進一步改善國家行政的現代化和經濟治理。一個更專業和自治的司法體系，會給予經濟主體和中產階級更大的司法保障。在未來，政權將更注意聽取民眾的意見，特別是菁英階層的意見；它有可能選擇建立一個正式的民意代表機制，但是不會冒險進行民主化或放開地方選舉。以保護人民的名義，中共總是手握最終的決定權。政府為人民服務，但顯然不受人民控制和限制（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but not by the people）。
在對外方面，共和國很可能會繼續嘗試重塑亞洲領導者這種「帝國在國內，霸權在國外」的地位，與此同時在國際上制衡、削弱美國和西方社會的影響力。但是，中共不會貿然與美國開戰，因為其核心目標在於維持國內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從而確保政權的長期延續。
就算在中國發生一場損害政治穩定的事件，甚至是一次推動國家民主化的嘗試，現有的威權政權仍會因為以下因素維持：中國眾多的人口和廣袤的領土、明顯的城鄉差距、旺盛的經濟__和社會需求、人口的老齡化、長期的官僚主義傳統和扎根於中國社會的政治價值觀。但是，中共在未來數年將要面對眾多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挑戰，包括嚴重的環境污染、氣候變化，日益擴張的社會貧富差距以及未受保障的公民維權途徑等。
總之，中國會很有可能向一個更加威權主義、菁英主義、家長制和帝國式的政治體制過渡。中共將會繼續執行「收放自如」的策略，並拒絕明確體制的未來走向。不僅僅對於西方民主國家說，中國會利用它獨特的文化背景，繼續成為所有民主國家的最大挑戰，並繼續對我們之於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認知帶來很大挑戰。
＊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法國政治學家、漢學家和亞洲問題專家，也是台灣女婿。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來自法國學者的觀察視角》（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