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事件的導火線是該年的總統大選，時任總統馬哈茂德·艾馬丹加（Mahmoud Ahmadinejad）以63.14%得票率擊敗對手米爾-侯賽因·墨沙維（Mir-Hossein Mousavi），但出身改革派的後者指控大選舞弊，結果引爆全國規模的大型示威，衝突一直持續到2011年，幾乎要與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合流。
平心而論，選舉是否舞弊眾說紛紜，但能召喚民眾大量上街，關鍵還是改革派的高強度政治動員，包括前總統哈塔米、前議長邁赫迪·卡魯比（Mehdi Karroubi）的公開號召，以及大量伊朗藝文界、運動界、宗教界、甚至部分伊斯蘭革命衛隊要員的集體響應。而被動員的示威者不僅使用「綠色」作為代表色、高舉標語「我的票在哪裡」（رأی من کجاست؟），甚至奉已去世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前接班人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為精神領袖。顯然，這場衝突不僅有政治對峙的基礎，還被建構出了歷史縱深，最終也超出了對艾馬丹加的質疑，無可避免走向對哈米尼的反對。
當然，在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強悍鎮壓下，衝突還是以示威者的散去作結，墨沙維、卡魯比則開始了漫長的被軟禁生涯。但「綠色革命」作為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最大規模示威，其指標意義不容忽視：儘管霍梅尼為保留革命遺產，在1989年破格提拔哈米尼、取代主張改革的原接班人蒙塔澤里，改革派卻還是在20年後全方位崛起；而構成示威者的新一代伊朗青年、城市中產，也明顯與烈士政治、伊斯蘭革命等話語嚴重疏離，所以一經改革派號召動員，便成群上街高喊政治改革、新聞自由、婦女平權。
整體來說，「綠色革命」不只是針對選舉舞弊的示威，更是一場流產的「改革派政變」。而哈塔米雖未在2009年成功推倒艾馬丹加，卻在4年後的2013年大選中成功統一戰線，促成立場溫和的魯哈尼勝選總統，開始了改革派的8年執政，這才會有之後的2015年伊朗核協議（JCPOA）。
但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Bloody November），便標誌了伊朗政情的再變化。
作為「綠色革命」十年後、規模與死傷都超越前者的大示威，「血腥十一月」更多是受國際局勢催生：JCPOA帶來的解凍沒有維持太久，隨著伊朗持續動員「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升高了與以色列的代理人衝突，美國鷹派話語權也不斷上升，川普（Donald Trump）於是在2018年5月單方宣布美國退出JCPOA，接著便對伊朗發起極限施壓，各式制裁接踵而至，本就脆弱的伊朗經濟再遭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