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依照邏輯推演，這應該導致選民在這次大選積極支持改革派，問題是魯哈尼時期的經驗讓人記憶猶新：只要最高領袖與伊斯蘭革命衛隊不允許，伊朗總統能做的其實相當有限，不論是內政或外交。因此2024年萊希意外墜機、提前開啟新一輪總統大選後，即便裴澤斯基安代表改革派出戰，支持者也大體心裡有數，在哈米尼支持保守派、伊斯蘭革命衛隊主導「抵抗軸心」的現實下，裴澤斯基安就算僥倖勝選，也很難實踐支持者心之所向：修改甚至取消頭巾法、降低對「抵抗軸心」的動員、修復美伊關係、犧牲核發展換取西方撤除經濟制裁。
而正是因為覺得「投了也沒用」，所以許多改革派選民乾脆拒投，整體投票率也因此慘不忍睹。回顧伊朗過往歷屆大選，從1981年（74.26%）哈米尼當選總統起，投票率突破50%便是常態，包括1985年（54.78%）、1989年（54.59%）、1993年（50.66%）、2001年（66.78%），以及2005年的第一輪（62.66%）與第二輪（59.84%）投票，甚至還有不少次突破70%，包括1997年（79.92%）、2009年（85.22%）、2013年（72.71%）、2017年（73.33%）。從這個脈絡來看，2021年的48.48%可謂是2017之年後的「斷崖式下跌」，今年兩輪的39.93%、49.68 %當然同樣慘淡。
而觀察裴澤斯基安這次政策主張，其立場也確實比過去的改革派妥協不少，且明顯有意降低與哈米尼的「緊張分歧」。例如在核協議與經濟議題上，裴澤斯基安當然強調伊朗有必要調整外交政策，用更務實的立場換取制裁解禁，卻也在公開辯論中保證，將繼續實施2020年議會通過的「解除制裁和保護伊朗國家利益的戰略行動計畫」（Strategic Action Plan to Lift Sanctions and Protect Iranian Nation’s Interests），也就是在JCPOA復甦前持續增加鈾濃縮活動。而這正是改革派過去不斷抨擊的，「推進核協議談判的障礙」。
無獨有偶，在頭巾議題上，裴澤斯基安雖反對以暴力執行頭巾法，卻也沒有主張修改法律本身，而是認為政府可以通過清真寺和學校教育，來化解婦女對佩戴頭巾的質疑。這一動作顯然也是要展現對哈米尼、1979年革命路線的服從，當然也因此收穫伊朗青年的大量批評。畢竟當年穆斯塔法·塔吉扎德（Mostafa Tajzadeh）等改革派前輩可謂「天不怕地不怕」，甚至一度喊出規範最高領袖任期、取消憲法監護委員會審查職權，對比如今夾縫中艱難求生的裴澤斯基安等人，或許在部分支持者看來，這與其說是「改革派」還不如說是「投降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