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檢察官應本於客觀性義務，就與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相關之必要事項，促使被告提出或聲請調查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對於被告陳述有利之事實，也應該要求被告提出證明的方法，並給予被告辯明犯罪嫌疑的機會。此外，檢察官基於發現真實、維護公平正義的目的，對客觀上有調查必要，或與被告的利益有重大關係等事項，也應該依職權加以調查，才算盡到澄清及照料的義務。
然而，實際情況卻非如此。經由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搜尋台北、新北、桃園、台中、高雄等地方法院，民國102年關於詐欺的案件（以關鍵字「被告因詐欺案件&幫助犯&帳戶」進行搜尋）共發現1,529件案件，其中判決有罪1,495件，有罪率將近98%，僅有34件獲判無罪。
這些有罪判決的案件，多是因為：
衡諸經驗法則，認為金融存款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與存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結合後更具專屬性及私密性，多僅本人始能使用，縱偶有特殊情況需將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交付他人者，亦必係與該收受之人具相當信賴關係，並確實瞭解其用途，益無任意交付予未曾謀面他人使用之理。是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若見非親非故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辦金融機構帳戶，反向陌生人收集作為不明用途使用或流通，就金融帳戶資料可能供為詐欺等不法目的之用，當有合理之預期。且詐騙集團以蒐集他人帳戶資料作為詐欺之轉帳人頭帳戶，業已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是可認被告其可預見所提供之帳戶資料極可能供作犯罪之用，卻仍將之交付予身分不明之陌生人，任令其作為不法犯罪行為之取財工具，堪認能預見其發生且發生顯不違反其本意，主觀上當具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被告辯稱其主觀上並無幫助詐欺取財之認識云云，顯無足稽。
惟所謂「交付帳戶而幫助詐欺罪之成立」，必須要幫助人在交付帳戶時明知或可得而知對方將持其所交付之帳戶向他人詐取財物，如出賣、出租或借用等情形，或能推論幫助人有預知該帳戶被使用詐取他人財物之可能。
反之，如果不是因為自己的自由意思把帳戶交付給他人，而是因為遺失、被脅迫、遭詐欺等原因而交付帳戶，那麼這個交付金融機構帳戶的人並沒有幫助犯罪的意思，也並非認識收受其金融機構帳戶者的人、知道對方將持自己的帳戶對他人從事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
也就是說，這個人將金融機構帳戶的相關資料交付給他人的時候，既不能預測其自己的帳戶將被他人做為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的工具，那麼此人交付金融機構帳戶相關資料的行為，就不是在幫助詐欺取財等犯罪。
詐欺集團成員既能以「申辦貸款」或「求職工作需要」等詐騙方式，取得他人的帳戶資料，達成其詐欺行為，那麼對於那些提供帳戶資料的人，是否確實是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幫助詐欺，更應該從嚴審慎認定。如果提供帳戶的人可能是因為遭到詐騙才這麼做，或是利用迂迴方式取得帳戶之人，對帳戶的使用已經超出提供者原本提供的用意，那麼對提供帳戶的人來說，是無法知道並防範的。
＊作者為律師、永社社員。原文刊載於《法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