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顧維鈞回憶，汪精衛在歐洲期間逐漸傾向全面抗日。他復職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懇請國聯制裁日本、加強對中國的經濟技術支持。四月底，他派遣陳公博視察前線，但陳公博的報告令人心沉。儘管中國軍人英勇抵抗，他們在日本空中和地面炮火的優勢面前不過是炮灰。因為日本炮彈彈程較遠，他們往往看不見敵人就已經捐軀沙場。國際干涉的希望也漸漸成空，因為西方列強並不願意為了中國利益得罪強國日本。五月十六日，汪精衛終於指令中國代表團停止索求國際援助。這是汪精衛最後一次試圖透過國聯來調停中日衝突。他對西方民主國家的信念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長城戰役在五月初結束。不論是忙於在江西剿共的蔣介石，還是南方軍閥，都沒有派出一兵一卒參與抵抗。汪精衛再次承擔了正式退讓的責任。他五月二十二日電告黃郛（一八八○–一九三六），授權他開始和平談判，唯一的條件是不能割地、不能承認滿洲國。但事實上，祕密主導談判過程的還是蔣介石。五月三十一日草草簽訂的《塘沽協議》在長城以南劃出大片非軍事區。汪精衛雖然只有在事後才得知協議內容，但依然做出公開講話，聲稱這一協議只做出區域性讓步，並不危害中國領土主權。由於這一協議事實上默認了滿洲國的自治，汪氏聲明再次讓輿論譁然。回國不過數月，汪精衛已然深陷同樣的困境。
依照陳公博的敘述，長城戰役的慘重代價是汪精衛決心綏靖的重要心理因素。鑑於中日軍事能力和技術之間的巨大鴻溝，他認為要求士兵無謂地犧牲是非人道的。但是公眾輿論認定主和的只是汪精衛，是他的軟弱導致中國對日交涉一再讓步。陳公博回憶錄有一段動人的描述。他提到，有不少人勸汪精衛分辯，「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日的心境。同時他還對我說：『武官是有責任的，他們絕不說不能戰，文官是沒有打仗責任的，他們當然可以唱高調要戰，今日除我說老實話，還有誰人。』我告訴他，外間的批評很是惡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憤懣的答覆我：『我死且不懼，何畏乎罵。』我只得默然了」。八月分外交部長辭職後，汪精衛不顧家人朋友反對，主動兼任了外交部長。「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對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部長。』」陳氏遂提議自己來「幹外交部」，以為汪「分謗」。汪同樣謝絕了。
儘管有犧牲的覺悟，汪精衛受到政治和道德妥協雙重的折磨，心情是十分苦悶沉重的。一九三四年他所做的一首〈百字令．春暮郊行〉（SZL 305）詞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