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原野，正春深夏淺，芳菲滿目。蓄得新亭千斛淚，不向風前棖觸。渲碧波恬，浮青峯軟，煙雨皆清淑。漁樵如畫，天眞只在茅屋。
堪嘆古往今來，無窮人事，幻此滄桑局。得似大江流日夜，波浪重重相逐。刧後殘灰，戰餘棄骨，一例青青覆。鵑嗁血盡，花開還照空谷。
在汪精衛筆下，繁花似錦、煦風和恬的春郊露出了它的真面目：一片血染的古戰場。也許在見證過無數場繁華與征服的古都金陵看來，國民政府也不過是它滄桑變化棋局中的短暫一盤。據《世說新語．言語》，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轍相邀新亭飲宴。忽然有人中坐而歎：「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諸人相視流淚，唯有丞相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此詞中，汪精衛將自己展示為又一位不能落淚的王導。自然無情，花開花謝，而普通的人民（所謂「漁樵」）也是「天真」的，他們不參與歷史。相形之下，作為歷史行動主體的詩歌人格必然要將自己投入時間之流（大江），即便結果是化身「殘灰」、「棄骨」。杜鵑啼血是汪精衛當年獄中詩作〈被逮口占〉就已經出現過的意象，象徵著烈士的自我犧牲。但這裡，血染花開之後卻只照亮「空谷」，它的犧牲無人見證。汪精衛不少詩作中展示出這種歷史主體的有情與大自然（和普通民眾）的無情之間對比的張力。透過承認自身情感的相對性，其憂愁憂患益深，而讀者產生的同情共鳴也益厚。但這樣一種儒家士大夫的情懷，似乎根本是精英主義的。如前所論，民族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是所有民族共同體的成員有平等參與民族事務的權利，因此也分擔共同的義務與責任。作為民族主義者的汪精衛則似乎更加注重權利的平等，而非義務的平等。
汪精衛的對日策略也反映出他的一種執政理念，即民族經濟是軍事抵抗的基礎。蔣汪政府的政策，一言以蔽之，即廣為世人詬病的「攘外必先安內」。他們的分工是蔣主軍，而汪主要（至少在名義上）負責財政、外交和宣傳。出於對西方列強的失望，汪精衛的下一步舉措是直接與日本政府內部主張非軍事擴張的派系合作。他試圖與新任日本駐華公使、鴿派人物有吉明（一八七六–一九三七）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關係。作為他們合作的結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南京宣布與滿洲國通車通郵。儘管這對滿洲國民眾與內地的聯繫而言是好事，但卻被視為進一步默認滿洲國事實獨立的讓步之舉。年輕的外交官高宗武（一九○五–一九九四）在交涉中嶄露頭角，顯示出超越職權、勇於決斷的擔當。他的這份擔當將在未來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十二月十日，國民黨四中全會第五次會議在南京舉行。一百六十七名代表中，一百三十名都屬於蔣汪聯合派系。蔣介石成功把中共紅軍驅逐出江西，這也大大增加了他的威望。汪主持會議，並無波瀾。他們的聯手下，南京政權日益牢固。
＊作者楊治宜，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