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煉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裡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粱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後續幾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陳淑平的引領下，從普林斯頓「1915級的優秀生」王賡開始，一路寫了張幼儀、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賽珍珠等，一個「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國東岸被暴風雪襲擊的那些苦寒日子裡，用小紙條貼滿書的精彩處，再去圖書館找其他參考書。我的英文也是那時候才讀通的，寫林徽因時參考一本英文傳記，有耶魯史景遷的一篇序，寫得大氣磅礴（余在耶魯任教時，陳淑平是史景遷的中文助手），我譯不出來去請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從意思而不是從詞句上翻譯這類英文，最後還是他親自潤色的。（後來台灣出版這書中譯本時，譯者很欣賞我譯的這幾句，全搬過去了，還付我幾百美金。）那時余先生見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裡，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給我，我是頗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他寫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個世紀初的這些巨靈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卻哪一個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五四人物」練筆，其實是我的一個「書寫復甦」，不久我便應楊澤之邀，在時報《人間》副刊寫起一年「三少四壯」，最後由季季編輯成書《離魂歷劫自序》，這個書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討來的。這本書寫到結尾時，屋後出現鬱金香，開得正盛。余先生暮色裡悄悄來看過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叢林中，小徑狹窄而坑凹不平。那時余先生還在教書，府上門可羅雀，余太太照料著他的飲食起居，大西洋颶風或暴風雪會颳斷樹枝電線，掩埋道路，很多年來，一遇惡劣天氣，老兩口常常幾天沒有音訊，我就會擔心他們。九一一以後，普鎮居然有一次也發現炭疽信件，周遭一派恐慌，余太太只好把余先生放進一家旅館去，因為他還得趕稿子。他們一直到退休後還住在那叢林裡，除了一根電話線，沒有電腦，也沒有網路。
2001年春天普大有一場「中國的過去與將來」國際學術會議，其實余先生的榮退典禮，我去聽了兩天他的弟子們發言，覺得他們是被「余老師」訓練得可以做學問了，都是從很小很專門的一點出發去研究，如王汎森談明清盜版問題，羅志田則談民初的《山海經》熱，羅是唯一從大陸趕來的，變得很俏皮，說余先生在大陸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從海外回國捎來一本書到處炫耀：「這本《士與中國文化》最暢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