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社會運動在九七年後主要集中兩個主題：一個是爭取行政、立法機關的雙普選，另一個是以反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和灣仔囍帖街為標記的保育運動。後者反對盲目的「發展主義」 (developmentalism)或者如龍應台說的「中環價值」，認為香港不能只是講求經濟效益而破壞環境，或消滅帶有集體回憶的建築或社區，所以被冠以「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運動之名。其實保育運動(期後還有反高鐵、反東北發展計劃、保衛菜園村等運動)和爭取雙普選有其一脈相承之處，便是大家把香港看成我們的家，而不是老一輩的「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borrowed time, borrowed place)或者只是一個由勞動和消費市場所構成的「經濟社會」。既然是永居之地，港人當然要在此實踐真正的港人治港，和建設一個可持續的宜居城市。
我看見佔領者在防撞石躉罅縫中種花，也看見老師傅帶著義工用卡板搭建了一個自修室，讓參與佔領的中學生溫習功課、預備考試。晚上為了提供自修室的照明，義工們改裝了幾部單車，讓大家以腳踏方式人力發電。當反佔中人士譏諷只有「廢青」才參與佔領時，這些學生默默地在如此簡陋但滿載環保與互助精神的空間溫習，已是對反佔中論述的有力反駁。
無私分享
建制中人如葉劉淑儀，曾信誓旦旦地指出佔領運動有海外 勢力介入，而她的證據便是在佔領區有大量物資免費向示威者派 發。對於曾參與佔領的一百二十萬港人(按香港中文大學的民調 推算)來說，這番話反映一些政客如何極離地，亦反映她們在功利的世界打滾太久，不能理解人們為了理想可以互相扶持，無私分享。
我們從二○一三年起推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已深深體會市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每次有大型遊行，我們都會在灣仔設立街站，經過的遊行人士均慷慨解囊，有些市民會把整個錢包淘空。只要一個下午，我們便可籌得幾十萬港元捐款，支持我們舉辦商討日、民間公投或其他文宣活動。
這些金錢上的支持，不單止來自中產階級。我記得有一位身障人士，一直等我們搭建好街站後，一拐一拐地走過去把一張十元紙幣投進我們的籌款箱。他說因為身體不方便遊行，所以希望先來街站捐錢。看著那張紙幣飄落箱底，我被深深觸動，那是滿載希望、最有重量的一張鈔票。
雨傘運動開展後，市民將大量乾糧、飲用水和其他物資運到佔領區，義工們設立多個物資站進行收發。基隆茶餐廳每天免費提供以百計的便當，亦有義工派發甜湯，為示威者打氣。我們駐守在立法會大樓外的一個角落，經常有婦女送來湯水。更有一次是一位南亞裔婦女，在現場為我們製作咖哩料理。由多位醫生及 護士組成的佔中醫療隊亦成立多個醫療站，為示威者提供服務。 夏慤村的公廁亦成為佔領運動的一道風景，清潔用品、香水、女性衛生用品應有盡有，還有義工定時打掃。
